内容提要：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过去70年取得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领域不断扩大、选题越来越专深、一手材料爆炸性增长、视角和方法多样化、高水平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以及学科影响力巨大。与此同时，这一领域还存在若干不足，包括研究人员的数量还相对偏少，多数著作的视角和方法仍然较为陈旧以及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由于中美关系恶化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未来的美国史研究会面临诸多挑战，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草创到繁盛，从成果寥寥到硕果累累的过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总体的学术水平有待提高，未来面临的挑战将非常严峻。值此历史大变局的时刻，总结过去70年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成就与问题，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无疑是有意义的。

01 进展与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可以以197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时期，由于学术环境极不正常，加上中美之间的长期隔绝，国内关于美国史的资料极度匮乏，美国史研究难以大规模地开展。在这30年间，发表在期刊上的美国史论文约20篇，出版美国史（含中美关系史）著作7部。这些论著主要集中在两大主题：一是美国历史上的对外扩张，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二是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特别是黑人争取解放的历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美国史研究受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研究美国史的目的主要是为国家的政治和外交需要服务，而不是客观、准确和全面地认识美国。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极为有限。但是，黄绍湘、杨生茂、丁则民、罗荣渠和刘祚昌等学者筚路蓝缕的工作还是为国人提供了关于美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知识，并在资料上为后来学术意义上的美国史研究的开展做了必要的准备。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黄绍湘先生1953年出版《美国简明史》，该书是1949年后中国学者撰写的首部国别通史著作，修订后易名为《美国通史简编》，于1979年出版，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学习和研究美国历史的必读书。在杨生茂和陆镜生生合著的《美国史新编》于1990年出版前，《美国通史简编》普遍被认为是国内学者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的最重要读物。尼克松访华后，出于了解美国的需要，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在周基堃教授主持下翻译了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塞缪尔·莫里森等人撰写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并于1975年出版。该书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中美建交，美国史研究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这是世界史领域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之一。从1985年起，南开大学、东北师大等高校开始招收美国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研究人员的人数也由最初屈指可数的十几人增加到如今的一百多人。目前全国范围内每年招收的美国史专业博士生大体上在20~30人之间。从1979年到世纪之交大约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史研究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和苏联学者关于美国历史解释的影响，通过大量译介和借鉴美国学者的著作初步完成了美国史知识体系和框架的搭建，同时在城市史、移民史、社会改革、工人运动、西进运动和中美关系史等与中国现实需要关联较大的领域出版了若干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不过，在上述每个领域，学者的关注点都还集中在若干重要问题和重要方面，美国史研究还没有全面铺开，处在“以点带面”的阶段。除了少量论著外，研究成果总体上也不够精细和深入，选题偏于宏大，绝大部分著作主要依赖二手材料，在方法上较为单一。大体上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史学科点从最初局限于南开、东北师大、北大、武大、北师大和厦大等几个有限的高校扩展到全国数十所高校，美国史研究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更新、视野的扩大和第一手资料的使用等方面出现突飞猛进的进步，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高。最近十几年美国史研究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资料条件的改善；二是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机会的增多。21世纪初，国家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高校的办学经费大幅度增加，一些重点大学有较多的资金购买美国史资料，加上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史料数据库的大量涌现，美国史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以至于一些领域的学者感叹现在的烦恼不是资料匮乏而是资料太多。国际学术交流机会的大幅度增加极大地开阔了学者的眼界，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得以了解和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国内学者之间频繁而密切的交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美国史领域的学术讨论会）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促进美国史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当前，美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内最为活跃的分支领域之一。

回顾70年的历程，中国美国史研究取得很大成绩，这些成绩大体上可以用六句话来概括，即：领域扩大、选题缩小、材料增多、方法多样、成果丰硕、影响巨大。

（一）领域扩大

美国史研究由最初的政治史、外交史、城市史、移民史和史学史扩大到早期史、族裔史（集中在亚裔、非裔和印第安人）、妇女史、环境史、医疗史、文化史、宗教史、经济史、科学史、西部史、劳工史等领域。而在以上的大部分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已经有很大的覆盖面，“以点带面”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特别是外交史、政治史和城市史等领域集中的学者最多，关注的问题范围也最广。例如，外交史已经扩展为国际史，除了继续关注对外政策、大国关系、军事战略等传统领域外，还开辟了对外宣传、隐蔽行动、心理战、公共外交、环境外交、战争记忆、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国际缉毒合作等新领域。政治史则在传统政治史和宪政史议题之外，增加了许多新的议题，包括：公民权利、奴隶制政治、身份政治、族裔政治、政治文化、地方政治等。城市史的研究对象则从郊区化、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扩展到城市中的环境、公共卫生、住房、犯罪，等等。

（二）选题缩小 

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美国史论文的选题不再是过去那种宏大的题目，而是越来越小，研究越来越专深，这与资料条件的改善有很大关系。以博士论文为例，近20多年来的变化非常明显。20世纪90年代中期毕业于南开大学的李剑鸣和王立新的博士论文题目分别为《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和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题目显然非常宏大，每个题目分解开来都可以写出若干篇博士论文。而最近几年，由李剑鸣和和王立新指导的博士论文题目则小得多，如：《爱国观念的转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战俘问题与早期美利坚人身份意识的演变》《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法律国际主义与卡内基基金会对国际秩序的追求（1906-1925）》。就涵盖的时段长短与问题的大小而言，这些题目与美国大学的美国史博士论文选题并无太大差别。2014年以来，三次美国史年会提交的论文多为单一问题的研究，题目具体，指涉明确，涉及的时段一般不超过15年，这大体上符合期刊论文的选题标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教授2018年4月曾参加北大主办的美国史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他在总结发言时指出，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题目类型与美国学者的选题并无明显不同，如果不看作者，只看论文题目，不会认为这些论文出自美国以外的中国学者之手。对于历史学而言，收集丰富而集中的第一手材料，对相对较小的问题进行专深的研究，而不是以极为有限的材料对宏大问题进行浮泛的讨论，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材料增多  

互联网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从根本上改善了美国史研究的资料条件，特别是一手材料出现爆炸性的增长。检阅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史著作，一本专著的参考书有几百种已为寻常之事。一些重点高校的美国史博士论文在几年前就已经做到以一手材料为主要资料来源和立论基础。大部分学者已经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一手材料的爬梳和解读之上，并试图通过大型史料数据库或亲赴美国的档案馆收集材料，而不是像20世纪那样主要从二手研究中寻找材料。学者收集材料的地点从图书馆转移到了档案馆，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在这方面，外交史和政治史可能做得最好。北京大学2019年毕业的一位外交史博士生研究美国与国际人权兴起的关系，不仅运用了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档案，还使用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联邦教会理事会的档案以及埃莉诺·罗斯福、克拉克·艾克尔伯格等个人的文件。另一位早期史的博士生则使用美国早期历次战争中战俘的日记、回忆文章和创作的文学作品来考察美国人身份意识的演变。这一类材料即使在美国一般大学的博士论文中也并非经常出现。就材料和篇幅而言，国内最优秀的博士论文应该不亚于美国一般州立大学的博士论文的水平。

（四）方法多样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是经典作家的论述，研究方法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历史叙事。如今，学者们大量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并尝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外交史引入了文化研究和话语分析的方法以及国际关系理论，身份/认同、形象、国际社会、大战略等概念被广泛使用；政治史则使用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并运用政治学的国家构建理论去剖析和阐释美国政治的演进；新近流行的跨国史方法则被运用于美国革命、民权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2020年毕业的一位北京大学博士生较为成功地运用跨国史视角研究英美激进主义者之间的互动与北美独立运动兴起之间的关系，对美国革命的起源提出了新解释。另一位博士生则把外交史和法律史相结合，探讨20世纪前其的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和国际法学者对国际秩序构建的贡献。

（五）成果丰硕  

70年来，美国史领域出版众多高水平的成果，特别是新成果层出不穷。美国史论著的数量在各国别史即使不是首屈一指，也肯定是名列前茅的。中国学者撰写的美国史图书在1978年前有7种，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 2001年以来约有200种，合计在300种以上。论文数量则难以计数，估计在5000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