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影响巨大 

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为国人提供准确、深入的美国史知识，在服务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塑造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以众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提升了中国外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声誉，是我国世界史学科中影响最大的分支领域之一。根据笔者的统计，共有八部美国史著作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有15种美国史论著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入选和获奖数量在地区、国别史中名列第一。2010~2019年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美国史项目（含年度规划项目、重大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有163项，1979~2019年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美国史论文有152篇，立项和发表数量在国别史中遥遥领先。详见下表： 

02 局限与问题

在取得这些辉煌成绩的同时，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还存在若干问题与不足。

（一）研究人员的数量还相对偏少

与美国本土研究美国史的人员规模相比，中国美国史研究者的数量恐怕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到。诚然，美国史在中国属于外国史，研究人员的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本土的水平，但现在的规模仍然太小，真正能运用一手资料从事较为深入的美国史专题研究的学者估计不超过60人。人数太少带来的问题是学者们缺乏相互之间的砥砺和竞争。对中国研究者来说，美国史领域尚未触及的方面和问题很多，找到所谓的“空白”选题非常容易，这种情况导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更倾向于追求选题之新，而不是视角、方法和解释之新，从而制约了学术创新。而在美国，找到前人未涉猎过的选题很困难，绝大部分问题都被学者耕耘多年，这种形势逼迫学者们趋新求变，进行方法、视角和解释上的创新，而不是依赖挖掘新题目和新领域来维持教职和实现学术进步。美国史有多个分支领域，从业人数太少会导致一些分支领域的研究者过少，难以进行有效的学术争鸣和讨论。

（二）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视角和方法上仍然较为陈旧，低水平的重复性成果不在少数

美国学术界新的学术潮流和范式虽然被不断引入进来，但真正能在前沿领域或运用新方法从事专题研究的学者还很少。跨国史在美国兴起已经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国内对跨国史方法的介绍和倡导也已经有了五年时间，但目前见到的专题研究成果仍然只有寥寥几篇，所谓“全球史和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口号。在美国，外交史早已演变成国际史，但真正能从多国视角、运用多国档案对美国重大对外关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仍付阙如。除了少数学者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使用跨学科的理论、概念和工具外，大多数学者还缺少方法论的自觉，对新的视角和路径也不敏感，主要基于常识智慧在传统历史叙事基础上做经验式的解释和总结，而不能提供洞见。实际上，在资料瓶颈逐渐解决的形势下，中国美国史研究质量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更多地依赖研究者理论、视野和方法的更新和解释的深化，这方面恐怕是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学者的自我再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加强对博士研究生的理论和方法训练，特别是跨学科方法的训练。

（三）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成果，总体水平与美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在1979年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基本上处在“照着讲”的阶段，即主要阅读和借鉴美国学者的论著，对这些论著消化理解，然后以中国人的视角和叙事方式讲出来。最近十几年来，由于资料条件的大幅度改善，中国学者基本上走出了“照着讲”的阶段，做到了“顺着讲”：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并运用一手资料加以立论，但是研究路径、切入视角、使用的理论工具仍然是来自美国或西方，即“顺着”美国学者的思路“讲”一些我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若想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席之地，必须做到能“接着讲”，甚至“对着讲”。“接着讲”是指讲美国人之所未讲，研究美国人没有关注或不感兴趣的问题，构成对美国本土美国史研究的补充；而“对着讲”则是指运用与美国人不同的视角、方法和理论工具研究美国史，从而构成与美国学者之间的平等对话。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做到了“对着讲”，从而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只有个别成果达到了“接着讲”的水平，多数还属于“照着讲”和“顺着讲”，离“对着讲”还差的很远。这些年毕业的优秀博士生有望能“接着讲”，而实现“对着讲”则依赖于中国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水平的提高和美国史学者的长期努力。

这里牵涉到美国史研究的目的问题：我们在中国研究美国史究竟视为了参与国际学术竞争、与美国人比高低，还是为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知识的进步服务？如果是前者，美国史研究者恐怕要以参与美国学界的讨论并在英文期刊发表文章为目标；如果是后者，则应该致力于为中国读者提供关于美国史的知识，并主要以中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前文提及的2018年4月的会议上，有学者问方纳教授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得到美国史学界的重视，方纳的回答是：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主要目的不应该是争取美国学者的认可和重视，而是向中国读者提供和传播关于美国的准确知识。中美关系极为重要，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应该有助于促进中国人形成对美国准确和全面、而不是扭曲和片面的认识。当然，中国学者的成果如果能在美国发表或被翻译成英文无疑也是好事，但这不应该是中国学者追求的主要目标。方纳教授的这番评论是令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