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美国学者从事汉学和现代中国研究的出发点也并非是与中国学者竞争或让中国学术界承认其研究成果，而是让美国公众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是因为痛感美国人不了解中国而支持一项错误的对华政策，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应承担起教育公众的责任，才萌生写作《美国与中国》一书的想法，以便“让广大关心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能了解那些他们所应知道的情况”。费正清的最大贡献也在于此，用美国学者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的话说，“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费正清那样大”。

当然，向中国读者提供全面、准确、深刻的美国史知识必须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为前提，因此提高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平与促进中国人更好地了解美国并不矛盾。只要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本着为中国人服务的宗旨，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排除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养与能力，假以时日，就能够生产出令美国同行重视的成果。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正是抱着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目的，以美国发达的高水平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为支撑，很快就超过欧洲的汉学，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中国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03 挑战与前景

未来美国史研究面临的最大不利条件就是美国史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美国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从2018年开始，中美关系风云突变，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中美两国很可能进入长期的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恶化将减少中美学术交流的机会，并影响到美国史研究成果的发表。

在过去40年间，“师夷”是国内研究美国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希望学习美国现代化的经验。这一动力激发了公众对美国史知识的兴趣，推动了美国史研究成果的出版与传播。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的成功，美国的经验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研究美国历史的必要性自然也就降低。

一言以蔽之，中国美国史研究未来会遇到各种困难，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对此应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无论如何，美国目前仍然是、而且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会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美关系是中国政府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何认识美国和处理中美关系关涉到中国的国运乃至每个中国人的福祉，因此对美国的研究仍然非常重要，将继续是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不仅如此，一代新人在成长，他们所受到的训练、能够获取的信息以及得到的经费支持都远远超出上一代人，理应做出更大的成就。年轻一代美国史研究者应该勇于迎接挑战，不惧困难，承担起让国人准确、全面和深入认识美国的使命，并通过辛勤的耕耘让美国史的繁荣局面继续保持下去。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位分会主席，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