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对话傅高义:中美关系处于冰点,但希望仍在
2020年08月07日  |  来源:中美聚焦  |  阅读量:5256

贾庆国:最后这个学期,我们的大部分学生基本上都是呆在家里。他们在网上上课,甚至在网上做论文答辩。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网上完成的。不过也许下个学期,如果情况有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当堂授课了。但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新冠疫情什么时候能解决。我们希望能有疫苗出来,可是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中国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然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疫情还在不断蔓延的世界,而且就在最近几个月,中国各地也出现了新冠疫情的零星暴发。所以,生活还是很不容易的,但这里的情况在改善。说到交流,我认为我们也会在网上做一些事情。每年,我们都会送很多学生到海外去学习,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比如半年到一年。但我想下个学期,或者明年,我想有些学生可能不得不上网课,而不能亲身去他们本来要去的国家。

周柳建成:所以我想请教您,作为中美关系重要支柱之一的教育交流,是不是会成为昨日黄花呢?或者是在中美关系当中变成不那么重要。但您不是说,在线交流可能会取代或弥补一些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交流现在受到限制,因为我们不能旅行,我们还在等待疫苗,还在实施遏制疫情暴发的其他公共卫生措施。

贾庆国:我想,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这是我们继续交流的最有效方式。但在这之后,我们仍然需要送学生出国和接收海外的学生,建立一种面对面的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就是这种交流的产物。我1981年去的美国,在那里读完博士,和那里的很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我对美国有更好的了解,就是因为我亲身在那里。如果我只是上网课,可能就达不到这种了解水平。所以我觉得,面对面的交流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美国当前不鼓励外国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的政策,在将来能够改变。我相信,继续进行这种交流符合我们这两个伟大国家的最大利益。

周柳建成:你们都是在对方国家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来到这个国家的。傅高义教授,您提到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好是在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的一年之后。1973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傅高义:很穷,很封闭,人们害怕和美国人交谈,几乎没有汽车,每件事都经过精心的安排。但是我能感觉到,在与我们会面的中国学者当中,存在着开始交流的渴望和期盼。1973年的时候,有些人,像北大的周培源,他30年代在美国呆过。你还有联系,可以感觉到他们渴望开始做一些事情。在美国的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代表团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来自国家科学院,与一些中国学者有过接触,他们非常渴望恢复同对方的联系。这对国际科学很有好处,对友谊很有好处,不幸的是他们做不到这些。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到1973年的时候能真正开始开放,但实际上,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两国关系才真正开始放开,变化才真正开始出现。不过人们可以感觉到,对于很多有机会在另一个国家学习并彼此了解的人来说,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周柳建成:正如您所说的,1978年中国才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不久,贾教授您就第一次前往美国学习。也就是说,您是中国大陆经过十年动乱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我的意思是,您在机场下飞机后有什么发现?您到的是哪个机场?哪个城市?

贾庆国: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对,那是一种经历。我到了那儿,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因为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之前,没有中国学生去过那里,没有中国学生从美国的大学毕业。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挺担心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人们对我很好,而且我觉得这次学习让我大开眼界,我发现人们在好奇心,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所以,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当然了,当时的物质生活,拿生活水平来说,住的、吃的,几乎所有东西,美国都要好得多。不过从那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了上来,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类,我们仍然有共同点,这些没有改变。

周柳建成:我之所以要询问你们二位最早的经历,是因为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它不是学术讨论,它是一种关系,影响了你们自己、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学生以及他们所有人。所以,这也是一个感性的讨论。如果和傅高义谈1978年,贾庆国也有详细的叙述,那么在那个时期,中美之间的技术和科学关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吉米·卡特也推动中国在这些方面提升自己。而现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几十年也不是太长,我们有了华为,有了抖音,它成为竞争的支柱,也几乎像武器一样,成为一方或另一方可能挥舞的棍棒。现在发生了什么呢?因为很明显,它在经济实用主义和安全敏感之间创造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现在发生了什么?这里面会有哪些决策过程呢?

傅高义:就美国来说,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在美国国内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我们没有处理好(分配)平等问题,一些人非常富有,但也有很多人被取代了,因为他们是产业工人,没有地方工作。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能带给他们信心、收入和自尊的像样工作。当我们有来自外部的竞争时,就非常可怕。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想指责中国干扰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觉得,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技术,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地发明东西,要花很多时间才提出一个新想法,才开发出一项新技术。有时候,中国人是通过公开的研究报告把这些学到手,这我们不能抱怨,我们得佩服。但是有的时候,一些中国人会偷偷摸摸地这么做,不遵守规则。所以,对于那些对不平等或失业等其他事情感到失望的人们,这些案例成为了焦点。我想,为了在未来10年或20年里改善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公平的收入分配,需要实现全民医保,需要建立一个教育体系,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与顶层一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功课要做。我们美国人还觉得,中国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有必要更加谨慎,要尊重知识产权。我们现在非常担心,中国一些新的电子设备有可能被用来获取隐私信息,因为我们看到,华为的产品在中国被用来跟踪别人做什么。我们的一些人担心他们的人权和保护问题,担心这些有可能被秘密地利用。所以说,我们美国人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与中国人一起解决,以缓和紧张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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