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一带一路”过程中,如何实现战略对接?
2016年05月18日  |  来源:复旦大学  |  阅读量:4403


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实现战略对接。中国迅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的成功。我们的规划有长期的、中期的、短期的。长期的如“两个一百年”,中期的如“五年规划”,短期的如“年度规划”等等。

我一直比较看好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今天世界上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两种能力的竞争,一是改革能力的竞争,二是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的竞争。比较而言,中国这两个能力应该说是世界最强的,可能都不用加“之一”,这是实事求是的。

当然,中国不会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中国人没有西方传教士传统,但当你做得比较好,人家就会来向你学习,中国也确实有许多经验可以和其它国家分享。

我自己实地走访过100多个国家,我坚信中国人“实事求是”的哲学。“实事求是”英文翻译为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从事实中寻找真理),而不是pragmatism (实用主义)。

我们讲战略对接,首先要实事求是地了解各国战略规划和执行的能力。以我对世界各国的考察而言,我认为从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高质量战略,高质量执行。对于这一类国家,我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我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哪怕你的计划中只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可以对接,我们就可以就对接。

第二类:高质量战略,低质量执行。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政治模式造成的,中国模式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西方模式是一届对着一届干,战略规划的连续性很差。一个党做的事情,四年后新的政党上来就推翻了。对于这样的国家,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些智慧,如果说他们有两个党,一个执政党,一个反对党,我们和他们都要有接触,我们要把他们都包容进来讨论战略,尽量找到这两个党之间的common denominator,也就是最大公约数,然后形成相对可持续的战略规划。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以中国经验来影响别人。

第三类:低质量战略,低质量执行。这些国家战略规划能力弱,主要是国家能力弱。我们可以提供战略规划方面的帮助,中国在这方面有一整套的经验。如果这个国家整体的战略规划能力还不成熟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把它的范围缩小。比方说我就帮你规划一个园区,规划一个开发区。这方面中国的经验非常之丰富,而且是世界一流的。开发区建设,也有助于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单个企业在海外奋斗不容易,但一批中国企业在园区内就容易把事情做成功。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的态度。

第四类:没有战略,或者表面上有,实际上形同虚设。没有国家战略,当然也没有执行可言了。对这样的国家我觉得我们要采取战略谨慎(strategic prudence)的态度,我们要有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我们可以等待,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经常用中国标准来看这个世界,有些国家还没有成熟到中国辛亥革命的水平,你怎么办?你拔苗助长也沒有用。中国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放在四、五十年前,谁会想得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成长一样,到了某个时刻, 才会集体觉醒、集体成熟,英文叫 collective maturity。

我曾经在一个国家介绍中国模式,他们听了很有感触,说你们邓小平决定在深圳建立开发区,而我们国家要建立特区的话,肯定建在总统家乡,因为这个总统只能代表他自己那个部落,代表他的那个省。有的国家治理能力非常弱,它的中央政府能管好首都,管好一个省就不错了。好在中国人也是务实的,我们说“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我们“一带一路”有pivot country(支点国家),还有pivot projects(支点项目)。

我们中国人还讲,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我们还讲“高方案、低方案”,我们有很多发展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实际上,有时候这方面速度慢一些,结果效果反而快,反而更好。

总体上我对“一带一路”是乐观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一带一路”背后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很多成功经验。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是由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我们今天在“一带一路”碰到的许多困难,实际上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也碰到过,所以我相信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是会成功的。谢谢大家!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维为教授在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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