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地缘政治风险由地缘因素引发，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对海外特定地理空间的开发、塑造、竞争或控制造成该地区既有地缘利益结构发生变化而引发的国际政治风险。其生成机制主要包括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海权与陆权力量的斗争、地理敏感地带引发的博弈、地缘经济竞争等。海外重大项目也会改变各种地缘因素，打破原有地缘利益结构的平衡，从而引发地缘政治风险。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观念、思想之争，以及时代变迁所引发的时代精神、国家心态的变化。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已对中国和平崛起和企业“走出去”构成实质性障碍，为此亟须提升地理安全意识，要客观评估地缘政治风险，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设立地缘政治风险评估标准，制定防范和管控地缘政治风险的有效策略。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建设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不通”“梗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不通”“梗阻”？本文认为，早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之前的数年甚至数十年前，“丝绸之路”沿线就已经形成了独特而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地理结构和利益格局；而“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在推进实施过程中，不知不觉中触碰了历史形成的这些地缘因素，一方面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塑造新的地理版图而引发本文要集中探讨的地缘政治风险。

实际上，高铁、港口、运河、水电站、产业园、经济走廊等中国海外重大项目建设均遇到此类地缘政治风险。以高铁“走出去”为例。早在2008年，原铁道部国际合作司的李宝仁就认为，中国铁路在与周边国家合作中存在的地缘政治挑战，迟滞了相关项目的推进。林利民也撰文指出，因为大国间缺乏地缘政治互信，欧亚大陆存在地缘政治“破碎带”，所以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真正障碍在地缘政治领域。2014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一年内两度刊发美国学者佐尔纳（Tom Zoellner）的《高铁帝国》和《红色列车崛起》，表明美国外交界对中国“高铁外交”的疑虑和猜忌在上升。

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阶段，中国海外利益面临愈来愈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亦面临愈来愈多的地缘政治风险。本文拟探讨什么是地缘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

一、什么是地缘政治风险？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讨论比较分散，尚未形成体系，缺乏地缘政治风险的明确定义和理论分析框架，难以对一国或一国战略性行业的地缘政治实践给予理论指导。美联储一份名为《衡量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报告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因战争、恐袭、国家间关系紧张等影响国际关系正常与和平开展的事件所引发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包括这些事件所导致的风险，也包括因这些事件、事态升级而引发的新的风险。”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全球风险报告》（Global Risks Report），2015年版《全球风险报告》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一种系统性、跨地域和跨行业的全球性风险，内容涵盖国家间暴力冲突、重要国家内乱、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全球治理失败等。2019年版的《全球风险报告》则又列举了一些地缘政治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国家崩溃或危机、国家治理失败、区域或全球治理失败、国家间冲突、恐怖袭击。

针对“一带一路”与中国海外项目面临的潜在地缘政治风险，国内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对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具体地区对地缘风险的敏感程度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还有一些学者则探讨了中国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尝试构建了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但大部分研究并没有真正区分政治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的概念似乎成了“大篮子”，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在内的很多类型的风险，都被汇入其中。

从更大范围来看，国际上普遍存在将地缘政治概念泛化为国际政治、国际问题研究的趋势。例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其《政治风险：企业与组织如何预判全球不安全形势》一书中，将政治风险定义为“一项政治行动显著影响公司业务的可能性”，并且将政治风险细分为地缘政治风险、内部冲突风险、法律法规与政策、破坏合同、腐败、域外影响、自然资源操纵、社会活跃主义、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并列举了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国家间战争、大国权势转移、多边经济制裁及干预。赖斯有关政治风险的定义虽然涵盖了地缘政治风险，但依然没有将地缘政治风险的概念讲清楚。事实上，赖斯是利用地缘政治风险的概念泛指国际政治风险。

（一）厘清政治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概念的差别

为明确地缘政治风险的概念，作为第一步，我们尝试厘清政治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两者间的区别。与政治风险概念相比，地缘政治风险的概念强调地理因素，以及地理与国际政治两者之间的互动。政治风险概念的流行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时非殖民化运动正在世界如火如荼地进行，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将资本主义国家在本国投资的跨国资产征用、没收、国有化，从而造成了投资国的巨大损失。美国学者富兰克林·鲁特（Franklin Root）提出了政治风险的概念，指代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造成的不利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政府的野蛮干预造成损失的情况越来越少，而腐败、国家失败、政治体制缺陷、民粹主义等因素造成的损失日益增多，政治风险的概念扩展到政府的不作为。中国在墨西哥投资的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铁因该国国内政治问题而被搁置便是典型的政治风险。

2006年，美国学者大卫·温尼克（David Wernick）在《未名的恐怖：地缘政治风险时代的跨国公司》中开始尝试区分政治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他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国际上的政治行为体（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及事件对跨国公司或其关键价值链合作伙伴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导致收益或商业机会损失的潜在可能性。”其有关地缘政治风险的定义包括恐怖袭击对关键商业基础设施的影响，这些基础设施包括飞机、油轮、货轮及信息技术网络，也包括地区局势紧张或大国竞争给企业供应链正常运行带来的冲击。温尼克敏锐地捕捉到商业基础设施、企业的跨国供应链都可能受到恐怖主义和地区局势不稳定造成的损害，从而将互联互通（interconnectivity）、供应链、交通基础设施与政治风险联系起来，突出了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联，从而启发了我们对地缘政治风险概念的理解，即地缘政治风险需要凸显地理或地缘因素，而政治风险的概念对地理因素往往是“无动于衷”的。事实上，大部分国际政治学者对地理因素缺乏应有的敏感。

在很大程度上，地缘政治风险是指由地缘因素所引发的国际政治风险，其核心要素是“地缘”（Geo）。“Geo”源于古希腊，意指“土地”“地球”“国家”。古希腊地理学之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在大约公元前200年，采用了“地理学”（Geography）一词来表示研究地球的学问，这个词即由“Geo”和“Graphy”两部分组成，意思是“对地球的描述”（earth description）。地理学又可以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其学术定义是：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分布，以及对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正如地理学由“Geo”和“Graphy”两部分组成那样，地缘政治学是由“Geo”和“Politics”两部分组成。显然，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美国的科林·弗林特（Colin Flint）教授将地缘政治定义为“国家之间对地理实体控制权的争夺”，这里的地理实体包括边界、跨界流动的管理、特别经济区、港口以及联通它们的媒介，如公路、铁路、海路和空路。同时，弗林特教授还强调地缘政治学的国际与全球纬度，以此区分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后者更多指向国内政治，缺乏国际和全球维度。政治地理学最初的研究对象就是国内政治，如选举或游行。而古典地缘政治学（classical geopolitics）主要研究的是国际关系或国家间的互动。

尽管笔者强调政治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两者之间的差异，但这两种风险之间也存在相关性和联动性，因为一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相互联系。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这一合作计划遭到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的抵制，从表面上看是巴基斯坦内部矛盾引发的政治风险问题，但实际上却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俾路支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处，其“波斯走廊”有着悠久历史，和巴阿边境的开伯尔山口共同组成了古时中亚和南亚各国相互交流的交通要道，而瓜达尔处于连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关键地带，拥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历史上，美国、印度等均不同程度卷入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中。当前，印度将中国接手瓜达尔港视为对其“珍珠链”政策的围堵。莫迪曾表示“不能接受”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印度后来接管伊朗恰巴哈尔港（Chabahar Port），被视为“直接对抗”瓜达尔港的举措。由此可见，中巴经济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