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深层次背景

任何风险本质上都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类似于“灰犀牛事件”，是一种潜在的大概率事件。与以偶然性、不可预测性为特征的“黑天鹅事件”相比，“灰犀牛事件”有着明显的警示信号和迹象，是大概率发生的、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地缘政治风险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危机，它是潜伏的、隐性的，但可能被一些深层次的因素激发出来，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方面因素或背景（context）：一是时代变迁，二是西方古典地缘政治观。前者是变化的，因时代而异；后者是静态的、稳定的，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

（一）时代变迁引发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变化

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冷战终结后的30多年，可以说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迅猛发展的阶段。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中国入世、欧盟成立、欧元启动、北美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大大推进了世界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洲的人们积极探讨东亚共同体、甚至“亚元”的可能出现。但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开放的、自信的、互利共赢的心态就逐渐萎缩，时代精神出现负面变化。地缘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所谓“时代精神”，是指一个时代的主导精神，是一个国家或群体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的文化、学术、科学、精神和政治方面的总趋势以及一个时代的氛围、道德、社会环境方向以及思潮。我们甚至可以说，二战后兴起的自由、包容、开放的时代精神正在衰落，转向了新的方向，一是国家中心主义，强调本国利益至上，其中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最为典型；二是重商主义，重新举起贸易保护的大旗；三是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社会内部以阶级、种族划线激化社会矛盾；四是竞争观念，各国围绕地缘利益和权利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时代变迁的因素是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与大国兴衰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世界经济处于上行且有充满正能量的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时代精神是开放、包容的，反之则是保守和保护主义的，从而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大幅上升。

对于未来，存在两种判断。第一种判断是一部分中国学者的判断，认为全球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第五个长周期的B阶段（停滞阶段）（见图1）。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经济将经历长时间的停滞甚至衰退，直到新一轮工业革命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始于2019年底的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及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佐证了这一判断。因此，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高风险的阶段，而这一阶段又恰是中国崛起及其全球利益迅速增长的阶段。我们期待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早日到来，以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然而，如果世界经济长周期依然与图1预测一致，那么目前经济不景气的局势将继续。这进而意味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浪潮将会持续发酵，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地缘政治危机将进一步加剧，中国海外重大项目面临的政治风险将进一步上升。

图1 部分中国学者对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与霸权周期演变的判断（1780—2080年）

资料来源：笔者在Colin Flint and Peter Taylor,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7th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24相关图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转引自张晓通等：《专家笔谈：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展望》2020年第1期，第16页。

第二种判断是弗林特教授与泰勒教授的判断（见图2）。

图2 弗林特与泰勒对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判断

资料来源：Colin Flint and Peter Taylor,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7th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24.

弗林特和泰勒认为，当前处于世界经济第五长周期的A阶段（增长阶段）。西方学者之所以这么判断，是因为他们认为，此前的世界经济第四个长周期并未在1986/91年前后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初，甚至延续到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从21世纪初开始，第五个长周期才开启，而我们当前所处的阶段属于第五个长周期的A阶段。这种对时代的判断有其乐观的成分，但低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很难解释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在经济增长的A阶段发生。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可以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过渡时代”，可能是图1中第五长周期B阶段向第六长周期A阶段的过渡，也可能是图2中第五长周期A阶段向B阶段的过渡。事实上，当前“过渡时期”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的话说，就是“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有特朗普在“建墙”“退群”，另一方面有中国等国家在“拆墙”“建群”。地缘政治风险是增长还是下降，关键看时代精神的演变。未来，如果全球各国继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继续迎合民粹主义的崛起，世界范围内的时代精神将会不可挽回地滑向重商主义和保守主义。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时代精神前两次分别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和20世纪30年代，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二）西方古典地缘政治观的思维定式是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思想背景

为什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走出去，会遭到西方政策界和舆论界人士的怀疑和批评？根本上源于心理原因和偏见。这种偏见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地缘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式，我们将之称为“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即西方一些人士有关地缘政治的一整套思维模式和认识论框架。这套思维定式的理论表现形式就是19世纪末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其中以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学说”最为典型。这些理论的核心都在强调海权与路权的对立和竞争关系。面对这样的地缘政治思维方式，“一带一路”极易被解读为“陆上人”和“海上人”之间的交锋，从而在中国和西方之间造成带有冲突和竞争性质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