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虽然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思维模式依然根深蒂固。在美国，布热津斯基、罗伯特·卡普兰、萨缪尔·亨廷顿等著名学者的论著使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在政策界依然极具影响力。而学术界仍然是批判地缘政治学及其相关的地缘经济学、女性地缘政治学及和平地缘政治学占主流，但它们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很小。

由此可见，“西方地缘政治偏见”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心理痼疾，如果不能提出新的地缘政治思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讲好“一带一路”故事，那未来中国“走出去”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将无法得到根本性改观。

四、如何应对地缘政治风险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已对中国崛起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构成实质性障碍，亟须加以分析和应对。

第一，决策者要有对地理学的深刻认识，形成和强化地理安全意识，审批海外重大项目时要进行常规性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任何重大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都是国际政治比拼的大舞台，背后蕴藏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在任何一幅行政地理版图上，同时还存在着政治版图、经济版图、人口版图、宗教版图、种族版图。这些版图叠加起来形成了地缘政治的复合版图，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敏感。决策部门亟须增强地理安全意识，在审批海外重大项目时，需要设定构成地缘政治风险的具体标准，将此作为确立项目的参考。具体的地缘政治标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首先，有关项目是否会引发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尤其要关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否处于海权力量与陆权力量激烈博弈的中间地带，是否会显著改变既有的地缘利益结构。其次，有关项目是否会引发大规模的地缘经济竞争，尤其要关注是否会显著减损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利益，从而导致这些发达经济体为维持其全球经济优势地位而对中国实施遏制和报复政策，以及是否会显著削弱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和就业，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再次，有关项目是否会引发大规模宗教、文明、种族冲突，是否会导致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对于地缘政治风险的认定，要有牵头部门，并形成跨部门联席机制，在准确认识地缘政治风险及其生成机制的基础上，制定防范和管控地缘政治风险的有效战略和策略，预先评估地缘政治风险，要能够创造性地实现地缘利益结构的再平衡，力争使各方利益，包括各大国利益在动态中获得新的均衡。

第二，在中国的行政序列中，设立地缘经济部门，其职能应是多方面的。一是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制定地缘经济战略，评估和防范地缘政治风险，推进“一带一路”海外重大项目落地。二是协调企业、商会、政府部门、高校智库等，研发地缘政治风险防范的产品、技术、流程、规范，降低中国海外重大项目的地缘政治风险。三是推进“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的创立，以及与现有国际、区域规则的对接。四是推进解决“一带一路”海外重大项目的政治、经济、商事法律争端。五是推动地缘经济学理论创新，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以合作开放、互利共赢为主要特点的新地缘经济学。传统的西方地缘经济学只是地缘政治学的经济版，其核心依然是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地缘经济学的提出者卢特瓦克（Edward N. Luttwak）曾说过，地缘经济学是“用商业语法书写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逻辑”。这种现实主义的地缘经济思维依然占据着西方地缘政治精英的头脑。有鉴于此，未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应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平等、开放、合作、共赢、发展的新思维缓解现实主义地缘经济思维所可能引发的地缘竞争与冲突。

第三，企业、银行在评估海外重大项目时，应加大投入，进行常规性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9·11”恐怖袭击事件、“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伊核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危机背后都有异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营商环境，企业对此类风险的重视程度因此迅速提升。国外的私营部门、银行、金融业已经显著加强了风险管控，它们通过投保政治风险、提升银行拨备、开展对冲业务、购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合同补偿条款等方式降低风险；对于海外项目，则开展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国别风险防控。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国际政治风险咨询企业，如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牛津分析（Oxford Analytica）的地缘政治风险业务扩展迅速。在这方面，西方私营部门的地缘政治风险防范意识要远远超过中国。考虑到中国海外重大项目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企业、银行应加大地缘政治风险研究投入，对于一个1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风险防控的资金投入至少要达到1%。当前中国企业防控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地缘政治方面的敏感性和专业知识，而学界又多不了解企业海外项目的实际运作状况，存在明显的“两张皮”现象，因此亟须在地缘政治专家和企业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开展合作。在这方面，企业协会、商会、相关政府部门可搭建平台，合力促进地缘政治风险防范服务。

（作者：张晓通，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子豪，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