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一说自提出迄今，已经整整20年了。对此，国内学者见仁见智，有赞成和不赞成的，有鼓励和怀疑的，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见。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有些不同看法只不过是关于措辞的选择而已。但这一提法的核心观念，即中国学界必须建设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学说，以及要对全球国际关系学（GIR）有自己的贡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这可能是过去2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国际观察》杂志现在设立“中国学派”这一专栏，就是认同这一发展或努力的一个例证。

一、“中国学派”建设的三种境界

对“中国学派”一语存在着一些误解。其实，“中国学派”说并无“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么大的力量。以我个人的理解，“中国学派”无非是指主要由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研究者提出或创立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或学说，如是而已。这样的理论或学说可能有数种，已经出现，未来还可能继续产生，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认为提出“中国学派”一说并非是出于什么“政治正确”。与之相反，过去20年“中国学派”建设之所以能得到发展，恰恰在于它是一种社会科学的主张是中国社会科学在总体上确立起自主性这一学术追求的一部分。这一追求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中国学派”说的要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要走自主发展之路，产生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学说。笔者认为，中国学派“自主发展”具有由低到高的三个境界。

（一）独立思考，敢于质疑

确立自身的自主性，要求在有关（尤其是重大的）问题上不是人云亦云。这原本是对从事科学研究者的最基本要求，但并非总能为研究者们所坚持和信守。今天之所以重新强调独立思考，其重点是我们绝不应对西方学说和理论顶礼膜拜，不能唯西方理论和学说马首是瞻。君不见，有很多人士缺乏独立思考和敢于质疑的精神，而是竞相追逐西方学界新出现的一些东西，以为“新”的便是重要的、便是好的，于是追“新”逐“异”，趋之若鹜。譬如，美国学者G.艾利森（G. Allison）提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国内就有很多人争相跟着说，甚至“拿香跟着拜”，便是显例。至于此说在学术上有无问题，是否成立，就很少有人往深里探究一番。质疑成说是理论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提出自己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常常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比较大的、具有学科重要性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大都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历史和文化，而很少虑及非西方地区的经验、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西方理论不仅有渊源，而且有“语境”。但这种理论的渊源和语境常常为国内不少学者所忽略，不仅如此，有不少人士还视外来的学说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实际上，西方学者对这种视野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理论的局限性已经有所反思，例如美籍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就坦承自己“在开始系统研究东亚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中国朝贡体系、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对外关系的知识，我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壬辰战争”。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关系学的训练对非西方地区的忽略，由此可见一斑。康灿雄大约在获得了终身教职后才开始接触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因而眼界大开，撰成了《西方之前的东亚》b这本精彩论著。这一扩大了的视野也使其能够对“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质疑。c笔者以为，生活在非西方地区如中国的学者，基于自身的经验、困惑和思想文化积累，应更能提出自己的问题，进行理论阐发，从而纠正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人存在的偏颇。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这样的偏颇所在多有。如果中国学者能够这样做，那么就有望为“中国学派”的构建和发展作出学术贡献。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学者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对西方的学术理论取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是“平视”的心态和姿态。

（三）走自己的路，建构自己的理论

这是最高一层境界，也是高起点。对“理论”一语，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由于实证主义的长期驱迫，对理论的理解出现了不断窄化的趋势。实证主义在美国社会科学中已深入骨髓，影响极深，强调“严格”（rigor）乃至通过数学化实现“精确”，即便不是走火入魔，也是早已走过头了。这再一次表明了包括美国式IR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式思维有它的局限性，甚至是严重的局限性，需要中国学者提出质疑，以便摒弃其积弊。理论是一种对事物的普遍化陈述，不应神秘化、狭窄化，本期刊发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以下简称秦文）就明确指出：凡是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并形成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都属于理论之列。实证主义的理论是理论，但并非只有实证主义的理论才是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既包含以因果关系论述验证的理论，也包括诠释学意义上的解读性理论。秦文很精当地指出了这一点，即“由于二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美国，以行为主义为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成为理论的标识。这样一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就走进了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将大部分理论思考排斥在国际关系理论之外。这种实证主义或是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界定是不恰当的。依照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原则建构的理论是理论，但以其他方式建构的理论同样是理论，比如重历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英国学派。”我们必须让理论的涵义本身重现其本来面目，走自己的理论探索之路，方能对世界国际关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关于学术反思的重要性

资深社会学家叶启政在其学术生涯后期曾就美国的社会学这样写道：长期以来，美国的精英社会学家接受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科学观，并且尊崇自然科学的研究策略为理想“典范”。这种作为“主流”的实证主义有三个显明的特点：

第一，崇尚模仿自然科学认知模式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第二，重视社会因果性；第三，采取功能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在科学技术导引下的实证主义崇尚形式逻辑，并且讲究所谓的研究方法，其中，实验法即被视为是最具正当性的典型方法。于是，逻辑与科学方法成为“理性”的同义词，是证明理性之绝对且唯一的“客体化”保单。

实际上，这种学术取向在战前就已经出现，而在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中不断得到强化，这又跟美国数十年间国力的强盛交织在一起，如此这般，实证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其结果是把社会科学的性质等同于自然科学，把模型、公式奉若神明，使用技术性手段甚嚣尘上，思想和意义却日益消失，甚至出现了毫无思想、自我循环打转的文字游戏。对此，一位中国社会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式的常规研究在国际上愈加得到推崇，越是说明推崇的学者对自己本真生活的问题越来越漠视，是思想性的反思让位给纯技术化的实证研究的一种典型表现。他又指出：任何技术都不是拿来就好用的，好的研究技术总是要对应着人性的设定、外部的条件、特定的文化基因以及一个社会长久的发展历史的，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审慎考量，唯技术论、唯方法主义就是瞎子摸象，就是东施效颦。

社会学界进行的这些自我反思极为重要，也极有价值。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及其弊端的诊断，几乎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学，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科学中的这种极端实证主义对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几乎是共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找寻因果关系变成了各个社会科学学科里压倒一切的提出研究问题的方式。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笔者以为，考查两个对象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当然是一种路向，不可谓不重要。然而，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是何种课题，把问题的研究与寻找因果关系等同起来，似乎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找因果关系，并为此而运用取自自然科学的公式，采用复杂的技术手段，而意义和思想在此过程中却消失了，所得出的结论常常成为一种缺乏思想内容和实际意义的东西，这不就是一种“橘逾淮则为枳”吗？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大气污染问题出现后，马上就有人——几乎是本能地——把它与政权形式（regime type）问题联系起来，审问这二者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果常常是提出虚假的问题，因而也就会做出“假研究”。从事实看，“民主的印度”不也出现了大气污染吗？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真问题吗？恐怕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