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学术文化，同时也缺少只问学术不问其他的学术论辩。在这种建设性的学术文化中，批评者应是完全讨论学术的，不应掺杂任何非学术的因素；被批评者应将任何学术批评都看成是自身学术得到发展的机会，是他人对自己学术成果的一种重视，不仅可促使自己进一步深思，反观自己的论说有没有漏洞，而且可以帮助自己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论述。围绕已经产生的几种理论学说，以及正在或即将出现的理论论述进行学术论辩，将会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的发展和繁荣，也将有利于培育形成健康的学术文化。本期秦文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可以操作的定义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并形成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笔者以为，这一界定可供学界进一步讨论参考。

过去，曾有中国学者撰文，以“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类似的疑问为题，受到了注意和重视。现在看来，经过过去20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和发展，这一命题已经成功地被超越了。这可能是2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最重要的进步和成就，国际学界对此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们有理由为这些年来的发展感到高兴和自豪。同时，我们应就未来的发展找准方向，继续努力，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推动其继续生长发展。无论是不是使用“中国学派”四字，其指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言以蔽之，“中国学派”的兴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仍在继续发展之中。

五、中国学派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成长中的中国学派是“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特别具有活力和生长力的部分。这一点，在国际学界也是受到认可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提出，充满“张力”和想象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它提出的过程及其思想要点，秦文已经作了很好的交待。笔者在这里再试着进行一些引申。

首先，“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视野和意涵是超越西方的，是全球的。因此之故，它超越了西方的傲慢，这种傲慢表现在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这后一种认知下，逻辑的推论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学术理论不在话下，甚至不再有需要了。但现在“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全球地（globally）看待这门学问，就体认了非西方地区及其思想理论的存在及其价值，或至少是非西方思想理论是可能和可以存在的。这样一来，“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心态上较之过去就是一大进步。把心态摆正了，就意味着愿意倾听，愿意学习，肯认了非西方思想理论的价值或潜在价值。这就为世界上不同地区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相生相长提供了可能。

其次，“全球国际关系学”意味着，非西方地区并不是只有为西方理论提供材料或为西方学说作注脚的份儿。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匍匐”的姿态下，非西方地区的数据、经历或实践只是为先入为主的西方理论论证提供原料或进一步的材料，或者是把非西方国家的材料、数字装进西方理论的“套子”中，实质依旧。此种学术，从根本上说是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的提出，标志着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姿态和心态上一个大的变化。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也是我们自身必须树立的极为重要的姿态和心态。

第三，“全球国际关系学”有助于打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闭锁的心灵”。长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系统，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在学术问题的研讨和著述的发表、出版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久而久之，其思维也出现了定势，不知不觉之间形成了美国的就是“先进”的心态。既然美国的理论已经可以普遍适用了，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就可以不用在乎了。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一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多年间国力无双，独占鳌头，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又极为蓬勃，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二是，19世纪以来英语成为毫无疑义的国际语言，英语的这一国际地位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学术及其产品的影响力。其三是，美国“不发表，就完蛋”的学术文化，驱动一众学者争相标新立异，学术产出甚众，影响随之增大。这几个因素，再加上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人在心态上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地争相引入美国学界各种牌号的理论学说，更使美国理论家们自我感觉良好。而对其他国家的理论学说，他们大约是不怎么当回事的。

笔者在这里只是指出事实，并不是否定美国学界有不少走在前面、应予肯定的地方，其中一例是国际研究学会（ISA）及其工作。ISA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关系学术组织，1959年由美国西海岸的一批学者发起，经过61年的发展，可说成绩卓著。ISA的常设机构通常设于美国的某一所大学，执行主任由那所大学的教授担任，一年一度的大会通常在北美的各大城市轮流举办。然而，ISA并不因此就形成一种封闭状态，而是颇具开放性。比如，经过一定程序，ISA就允许英国学派占有一席之地，设立了一个以“英国学派”为名的分会，这是对“英国学派”的一种承认。笔者在数次出席ISA大会期间，就参加过这个分会召开的小组会议，共同讨论。此外，其他国家的学者，只要符合ISA的规则，缴纳注册费，一般都可以参加一年一度的大会。从最近一些年的情形看，有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参加了ISA大会及各种相关活动,中国学者也包括在内。“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也是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其2014年的ISA会长演讲中首次加以阐述的，成为他会长任期中的一个亮点。

根据阿查亚的阐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要涵义之一是，“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建立在“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基础上的。b这就是说，国际关系学者的思想材料不应只是威斯特伐利亚以来的欧美历史，而应是时间更长、空间也远为广大的全球范围的世界历史,当然也包括非欧美地区的历史。这就是对以往偏颇的一种纠正，这样的纠偏有助于未来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思维不是偏向一隅，而是较之以往更为平衡。

上世纪70年代，在有关发展中国家促动下召开了第六届特别联大，认为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同国际关系的新发展是直接相冲突的；世界经济秩序必须改变，否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必将继续扩大。特别联大最后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随后一段时间，这一呼声十分高涨，它是“正义”的，在道义上是无人能够反对的。然而，众人都认为“应该”建立的这种新秩序，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却进展甚微，“国际政治新秩序”一说也如与虎谋皮，难有实质进展。直到21世纪，随着新兴大国经济地位从而政治地位的提升，“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才有了向前迈步的可能性，才出现了把发展中大国包括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1999年开始以财长和央行行长聚首形式出现），并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升到峰会层次这时也才可能把全球治理变革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从中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发展中国家自身。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国家发展起来了而另一些却沉沦了下去？差别就在于做的不一样。假如自身始终不努力或不争气，那么，再多的呼吁和外部“输血”都不可能带来所希望出现的结果。这个道理，放在“全球国际关系学”问题上，也是完全适用的。事实上，非西方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并非没有空间，也并非没有可能性，其关键在于要落实到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人扎扎实实的努力上，要拿出像样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理论产品，才能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从而把GIR从学科发展的倡议转变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说百家争鸣的世界性国际关系学。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国际关系学人已经初试啼声，已经出现了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在国际上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被认为是在西方主导的“主流”之外最有希望取得理论突破和发展起原创性理论的国家之一。当然，“中国学派”将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最终取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创造性努力。（注释略）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