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后的最重要转型，力量格局加速重组，国际秩序全面重塑，包括中美、中俄、中日在内的大国关系更是活跃调整。在复杂、多变、敏感的过渡期，各种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与趋势同时并存、相互作用。大变局下，必须以复合型思维看待复杂化世界，进而做出正确决策。笔者认为，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旧的全球化进程遇阻与新的全球化规则酝酿形成同时并存。冷战结束后的一轮全球化浪潮在带来世界经济普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平衡，既体现为国家间的不平衡，也体现为很多国家内部的不平衡。作为对这种不平衡的反动，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奉行“本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其他经济体动辄加征关税甚至发动贸易战和技术封锁。

但同时，新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正悄然形成：美加墨新自贸协定，美韩、日欧自贸协定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已经签署，美国和欧盟、日本的自贸协定正加速谈判。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以及更高的环境、劳工以及知识产权标准将是其主要方向。可以预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和相互磨合后，参与此轮规则制订和产业链整合的经济体可能形成一个高度整合的大市场，而其他经济体则有可能被排除在外。

二是国际政治的权力格局经历着重要变迁。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相对缩小，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且自身遇到种种问题：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极化；欧洲接连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危机等；法国出现“黄马甲运动”以及新西兰清真寺遭恐袭等。

但另一方面，美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正在明显反弹：页岩革命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油气生产国，并深刻改变国际油气市场和能源地缘政治；美国依然掌握世界核心技术优势，处于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核心；美国军费开支超过其后八国总和，没有哪国的军力可以与其匹敌；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工具的地位没有实质性下降，备受诟病的“长臂管辖”使其金融霸权有增无减，甚至有能力将其对手屏蔽在世界主流金融体系之外；另外，“特朗普主义”让美国的对外政策更加咄咄逼人，尽管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对其心存不满，但结果仍是不得不屈服于其压力。这既表现在美加墨贸易谈判上，也体现在北约成员国军费增加上。因此，有关“美国衰落”的断言是轻率的。

三是国际政治思潮泥沙俱下，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实用主义和极端主义抬头。“特朗普主义”以唯美独尊、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为主要特征，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声誉；欧洲和拉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政治右倾化；文明冲突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寻求信众。 

大变局下，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把握正确方向，保持足够定力。一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全面、深度地融入正在到来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参与规则制订，更加充分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体系；二是坚持与美国发展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在利益与责任均衡的基础上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技术标准问题，避免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避免中美市场“脱钩”，更要避免中美经济摩擦扩展至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进而形成“新冷战”；三是稳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将其作为新一轮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另起炉灶形成另外一个“平行市场”；四是保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落实新安全观和新文明观的同时，切实有效地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

大变局下，要以更理性、更精准、更主动的原则处理中俄关系：一是准确定位中俄关系，坚定不移地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中俄关系黄金定律。历史经验表明，坚持之，中俄关系就可健康、平稳、可持续地发展；背离之，中俄关系就可能扭曲变形，甚至重蹈忽热忽冷的覆辙。三是正确处理好中美俄关系,摆脱“三角关系”的陈旧思维方式，不搞“二对一”对抗，平行发展同美俄两国的建设性友好关系。四是依照市场规律和互利原则，有条不紊推进中俄经济合作，既要看到其巨大潜力，也要看到其现实约束、成本收益以及增长边界。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