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晋室东渡与民族融合、佛教中国化，最终催生出唐宋变革的重大社会转型中，以理学为标识的宋明儒学，以一种哲学新形态回应着时代需求。宋明儒学通过彻底消化汉唐以来的新旧传统，使先秦儒学在更高的理论形态上获得复兴，成为此后引导整个近世中国前行的思想洪流。尽管宋明儒学是一场涵摄形上哲思、知识累积，直至生活方式范畴的文化运动，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一浮先生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识见，将宋明儒学统类于“六艺”，并开列“群经统类”的目录，为理解宋明儒学基于经典的传承与创新给出了一条路径。

回归经典的创新

循此路径，首先清楚地看到，宋明儒学的成就源于回归经典的创新。任何新的思想的阐明都不能凭空呓语，而须基于知识的推拓。开启宋学的啖助新《春秋》学，以分析的方法指出汉唐《春秋》学的固陋与三《传》的割裂，从而追求在兼综三《传》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推动新的思想萌发。这一思想方法上的创新，其性质是对传统经学知识范式的突破，引入了哲学的分析批判思维，在分析批判过程中建构起新的思想。后续的宋儒将这一哲学思维进一步推向纵深，不仅实现了传统中国知识范式的转移，使传统经典系统《五经》在获得新的阐明的同时，进一步构建起与旧经典相关联的新经典系统《四书》，注入了儒家经典的开放性，而且在阐释经典的过程中，实现了经义的型塑，获得了思想的创造，将整个儒学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宋明儒学之所以能对唐宋变革的重大社会转型作出有效的回应，并且引导此后近世中国的前行，正是因为宋明儒学在汉唐经学的知识传统中引入了哲学的分析与批判思维，使得传统中国的知识系统获得本质上的创新。需要指出的是，分析的、批判的哲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建立在对时代问题的深刻理解上。整个宋明儒学的思想展开，虽然在形式上寄身于经典的传释，但秉持问题意识，内容无不是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唯此，明体达用才会成为宋明儒学的论学宗旨。同时，分析的、批判的哲学是受制于逻辑的约束的，这可以由宋学开山胡瑗的苏湖教法中获得体会。经义并非来自师者的独断，而是以论辩的过程呈现。无论是书院的对讲，还是经典新诠中的古今对话，思想既由论辩展开，论证自然成为必需的前提。直面时代与强调论辩，使得宋明儒学的哲学方法在引导思想创新的同时，克服了玄远清谈与灵动禅悟，培植起思想及其方法的现实感与厚重感。值得欣慰的是，宋明儒学的创新并没有造成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断裂，而是在转进中保持着延续。宋儒虽然在知识范式乃至精神上突破了汉唐，但是正如王安石酬答欧阳修的诗句所言，“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们使自己的创新上溯孔孟，洋溢着引得源头活水的自我期许与自信。

建构理的世界与培植理性

从分析的、批判的哲学论辩不难理解，逻辑的力量将指向理性的诉求。确认万物存在的背后具有理据，阐明历史表象的背后具有逻辑，这正是宋明儒学被标识为理学的根本原因。宋明理学的架构是《周易》，由易学转出理学，一方面使得宋明理学的全部论述建基于自然之上，从而使理学上升为形而上的本体，另一方面迫使宋明理学的建构必须合乎理性的原则。换言之，确立一切事物背后的理，与呈现这些理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即都依赖于人的理性的挺立。事实上，作为具有明显实践理性传统的儒学，如何从易学转出理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周易程氏传》可以看到，程颐煞费苦心地论证，虽然在易学史上存在着辞、变、象、占四种解卦方法，但唯有辞的方法足以把握卦爻之义，并能够涵摄变、象、占的方法，从而将理学牢牢地巩固在具有逻辑力量的语言上，而排斥了充满感性经验的变、象、占；而他独取《序卦传》作为释传《周易》六十四卦的基础文献，则足以保证其对易理的解释获得连续的一贯性而避免碎片化。可以说，高扬理性，以理性建构并呈现理的世界，这是宋明儒学在接续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哲学改造汉唐经学，实现经学向理学转型的最显见标志，也是最根本的成就。因为这一成就，宋明理学使儒学获得了宋儒自称为“再辟”的真正复兴，更使得格物穷理的精神深入人心，化为惯习，为现代中国接引科学奠定了基础。在高标道理、培植理性的同时，别有意趣的是，宋明理学始终没有让理与理性陷入高孤，而强调理与现象世界的显微无间，理性与感性的共生同存。“活泼泼地”，这既是世界的存在，也是人的存在。理与理性的标举与培植，绝不是要丧失存在的这种“活泼泼地”的性质与状态，而毋宁要使得这种“活泼泼地”能够转经理与理性而呈现。毫无疑问，这中间是存在着张力的，并由此可能陷入更严重的紧张与冲突。为了避免这种紧张与冲突，或者为了某种理论的彻底性，宋明时期的不同思想者也自然地有所偏向，甚至不免于偏执而失中和。

心的标举与主体性挺立

除去理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的张力所带来的理论偏执，从宋儒对理的建构所呈现出的理的性质看，理的世界的建立内在地存在着延异为心的外化的可能。前文述及，理学脱胎于易学。易学所依赖的全部卦爻象都来自观物，物虽然是客观的存在，但物之象的观察与摄取及其所涵之理的赋予，却极大地取决于人的主观指向。因此，理的性质就难以断言纯是外在的客观，而更近似于见之于客观的主观；当理学家由物理的观察进一步延入人事，理的这一性质彰显得更为清晰。在南宋王宗传的《童溪易传》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外在的客观之理不自觉地延异为心的外化。事实上，由于宋明儒学的宗旨在明体达用，天道的建立原本在于人事的安顿，因此理的建构自始是伴随着心的自觉的。之所以要指出理向心的转化，只是为了从理论上还原宋明理学中理学延异为心学的逻辑过程。在追求纯然之理的世界中，心的呈现当然不是理论上的失足，而应该视为理学丰富性的展开。最为重要的是，心意味着宋明理学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宋明理学由此而始终将人立在全部论述的中心，而心则是人的根本。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心体工夫的展开，以内圣为指向。这并不违背宋明理学的事实，却有所遮蔽心体自觉的丰富性。胡瑗高足徐积解《艮》“思不出其位”时指出，这是警戒在位者的话；如果是学者，却应该且必须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因为学者没有职权可以践行自己的思考与认识。徐积以在位与否限定“思不出其位”的解释，正面打开心的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显然已溢出内圣的范围而广及社会，如果联系宋儒与君同治天下的自我期许，正足以看到宋明理学基于经典所自觉到的心，正是人的主体性存在的表征。特别是，上引徐积释“思不出其位”，在《宋元学案》中引录，这充分告诉后人，清儒仍然对这样的思想予以认同。换言之，整个宋明理学自始至终都是将心视为核心理念，并追求心的开放。

为天下开太平

建构理的世界，追求心的开放，这是基于经典的宋明儒学在哲学上最显著的阐明。但理与心在宋明儒学那里，仍然仿佛只是韩愈讲的道与德的“虚位”，必待注入仁与义的“定名”，才足以完成理论的圆满。这个仁与义，便是宋明理学托名于尧、舜之道的民本主义。无论禅让，还是周礼，任何的制度与运作，内在的精神要求都是要体现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这是宋明理学上承孔、孟仁义思想的核心，也是宋明理学必要由《五经》旧经典进一步确立起《四书》新经典的思想上的根本。从《洪范》的“八政”，到《孟子》的“王道之始”，在尊重自然、不违时令的前提下，以民生经济为首务，以养生丧死无憾为起点，正如胡瑗《洪范口义》所讲：“圣人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足食为本。”致力于生产，续之以通商，这是“邦厚民富之道”；而天下非一家所有，圣人也不能独治，必集众智而后兴。宋明理学虽然极性命理心之精微，但全部的关怀仍然集于世俗人间，必欲为天下开太平。这是宋明儒学的价值取向，它既是对孔、孟注仁义于宗周旧传统的继承张大，为近世中国的世俗化提供支持，又是对儒家人文主义传统的创新发展。

从中晚唐至清中晚期的长时段来看宋明儒学，各时段有不同的思想者，充满了丰富性。彰显这样的丰富性是宋明儒学研究的重要职责。但是正如宋明儒学标之以“理学”而足显其精神一样，对宋明儒学整个思想洪流的认识将有益于丰富性的理解。从传统思想依据于经学这一知识传统的事实出发，基于经典而观宋明儒学，则如上述，宋明儒学由知识上的创新而引发的追求事理、挺立人心、关怀人间，构成了它的精神主流。

（本文来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10日。作者何俊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群经统类’的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究”首席专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