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印度对华政策呈现出明确的调整迹象：一是，对美国、日本更加亲近，不排除把印美关系上升到准同盟级别的可能性；二是，在边界争端中对中国更加强硬，积极实施一种“新前进政策”；三是，印度对华更加积极主动地打“台湾牌”。这些显著的政策变化，导致印度与中国以及一些邻国的关系激化，边境对峙、冲突乃至更加极端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这些调整背后，我们必须看到自从2014年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执政以来，印度对外政策已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2014年印人党上台以后发生的。

与国大党相比，印人党更加强调印度教特性、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一方面，印人党实施“大国战略”，努力实现印度的大国梦。为此，印度开始远离不结盟运动，把过去与各大国等距离的“多边平衡战略”，修改成“多向结盟”的新战略，试图与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不再顾忌这些大国间的利益纠葛。另一方面，在对华政策问题，印人党也更加积极主动。上台不久，印度官方就向中方提出，中国要像印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样，坚持“一个印度”原则。在“一个印度”原则之中，中国应接受印度对藏南的占领，应承认印度对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实控。在中国否定了印度的新要求以后，印度则开始不断在边界和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在“活力古吉拉特”这一世界最大规模的招商引资会议上，印度就邀请了台当局的一名现职高级官员出席。

在边界争端上，印度也异常“活跃”。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之前，中印曾发生大规模对峙。但当时是国大党执政，两国还可以在访问发生之前结束对峙。2014年印度故技重施，再次试图借重大外交活动的机会谋取实利。在中方拒绝以后，印度干脆把对峙进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印间首脑外交的氛围和成果。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印度曾一度认为这是印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契机。2017年的中印洞朗对峙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不仅是一次严重的边境争端事件，把中印关系拖入了新低，其实也是印度的一次战略试探。

第二次调整是印美关系发生挫折和反弹后发生的。

印度偏离传统的中立原则和不结盟政策以后，很快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美国虽然努力拉拢印度，但对印度的打压和防范并没有停止。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大大小小的贸易战中，并没有给印度特殊待遇，让印度很伤面子。另一方面，印美快速走近，也让俄罗斯这一印度传统的战略伙伴不满，一度导致俄罗斯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有升温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从倒向美国重新向多边平衡的方向再调整。2018年4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进行了首次非正式对话。随后不久的6月份，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发言中，就与美国的“印太战略”保持了距离，重申了印度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在这种政策氛围下，虽然中国与印度间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两国领导人仍然于2019年底进行第二次非正式对话。中印两国共同努力，以为中印关系寻找到一条新的沟通渠道。

第三次调整是在疫情和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印度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因素”就不断上升，并成为印度对外政策中的主导性因素。目前，疫情使得印度在国内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困难，并有可能转化为执政党的政治压力。这导致印度政府有了借外交矛盾来缓和国内压力的政治动机。与此同时，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又使印度看到了一种新的“机会”。一方面，印度借机向美国及其盟国转移，不断深化与美日等国的关系，意在以战略选择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印度改变了传统的以“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原则的政策，代之为利用自己在地理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向中国施压的新政策，试图迫使中国让步。

为了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对国内外资源进行重组，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对于大国来说，国家利益的复杂、多元和多样本质，也使得对相关的政策算计比较复杂。政策选择就是取舍之道，不存在没有成本的政策选择。从短期来看，中印之间的问题很多，有些矛盾还非常尖锐，印度与其他国家一起打压中国的政策仿佛是合理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中国家、邻国和大国的三重属性，并不会因为短期的政策选择而变化。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矛盾在一时是多么尖锐，邻居之间的关系就是要稳定下来，因为“邻居关系”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关系。如果要想发展好自己，中国和印度最好的选择仍然是竞争性合作关系。敌对甚至是直接冲突，不会让中印两国有任何收益，只会打乱两国的发展步调。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再调整的空间。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