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和印度都曾是殖民地国家，现同为发展中国家，各自是当代中东和南亚地区大国。由于历史文化相亲和地理相近，发展友好关系一直是两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冷战结束以来，伊朗和印度关系的发展摆脱两极格局的桎梏，在“提量” 和“增质”上取得显著成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取得程度各异的发展或突破。2007年以来，伊印双边关系发展受阻，呈现出政治和安全合作停滞、经济和军事关系受挫的基本态势。冷战后的伊印关系与冷战时期相似，依然表现出很强的外源性和较弱的抗干扰性。受美国因素、印度中东政策等因素的干扰与制约，伊印关系在未来较长时段仍将继续陷于困境而难有实质性突破。

一、冷战后伊朗与印度关系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冷战结束至今，伊印关系的发展受多种利益诉求驱动，表现出强劲韧性，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一方面取决于国际格局的变化与两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受到两国在战略、能源、安全等领域相互依赖与相互依存加深的影响。两极格局的解体和21世纪“全球化”“多极化”全球秩序的转型与重建，给伊朗和印度关系改善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与合作机遇。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际格局步入了“一超独霸”与“多极化趋势”并存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两极对峙格局的束缚，依据本国地缘政治环境和资源禀赋，调整内外政策，探寻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与影响力的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进入深度转型和秩序重建的新时期，这使得伊朗和印度面临诸多共同挑战。其中，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核不扩散问题成为主宰21世纪头二十年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的焦点议题，构成了影响中东国家和南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伊朗与印度关系中亦有突出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调整内外政策，这为伊印关系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首先，印度开启全面经济改革，经济外交成为历届政府施政重点，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和确保国内经济发展。其次，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在印度外交的地位日益上升。2005年辛格政府提出“西向政策”、2014年莫迪政府提出“西联政策”，均体现出印度全面提升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战略意图。冷战结束后，伊朗历届政府外交政策重心的转变并未对伊朗与印度关系的发展构成阻碍，克什米尔问题作为伊印关系障碍因素的消除，为两国关系平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至今，伊朗经历了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内贾德、鲁哈尼和莱西五届政府，对印关系基本保持稳定。在经济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伊朗将亚洲国家视为主要能源出口目的地，印度长期位列伊朗石油出口目的地前五位。历史与文化亲近、地理临近和战略利益紧密相关、资源互补等因素，是伊朗与印度关系能够长期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有效应对大国竞争背景下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基础。首先，伊朗（古代为波斯）和印度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在民族、宗教、制度、文学、艺术等领域保持着深厚和持久的联系。其次，伊朗与印度地理相近，关乎印度西部安全，在印度外交中拥有独特地位。伊朗的战略位置对印度周边安全至关重要。伊朗地接南亚、中亚和西亚，在南亚方向上，伊朗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会给后者在印巴斗争中提供一个稳定和安全的战略“大后方”；在中亚方向上，伊朗是印度经阿富汗进入中亚各国的战略通道，有利于印度摆脱来自巴基斯坦的地理阻碍；在西亚方向上，伊朗是海湾乃至中东地区重要的大国，是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不可或缺的力量。再次，伊朗和印度在能源领域高度互补，能源合作潜力巨大。印度是一个典型的“缺油少气国”。伊朗具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开采成本和运费低、航程短等特点。伊朗和印度之间仅相隔阿拉伯海，石油和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穿越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即到达印度西海岸，单程只需4天。9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伊朗的能源合作，多次谋求建设陆上或海底天然气管道，扩大石油进口规模。

二、 冷战后伊朗和印度关系的进展

与冷战时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伊朗和印度关系在合作范围和交往深度上实现了较大提升，但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自90年代以来的两国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90年代至2007年。这一阶段，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了既“提量”又“增质”的目标。第二阶段自2007年后至今。该阶段受美印关系制约和伊核危机影响，双边关系出现严重下滑，尤其在能源合作屡受冲击。冷战后，伊朗和印度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20世纪90年代，伊印双方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印度国内穆斯林问题等干扰两国关系的传统问题上相继达成谅解，于21世纪初先后签署《德黑兰宣言》与《新德里宣言》，双边关系进展积极。2007年后，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伊印关系发展受限。此后，两国关系借“不结盟峰会”和元首高访形成两波“小高潮”，但政治关系未再有实质性进展。1992年后，伊朗和印度的政治关系与合作主要体现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成功化解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争议是伊印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伊朗有意改善两国关系、主动向印度示好的表现。《德黑兰宣言》奠定了印伊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尤其强调两国发展能源、商贸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关系，伊朗同意与印度开展合作，开辟通往中亚和俄罗斯的贸易走廊。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伊朗期间，双方还同意建立印伊战略对话机制。《新德里宣言》在延续《德黑兰宣言》精神与合作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两国在国际反恐、反对美国单边主义、军事安全等方面深化合作的内容。鲁哈尼时期，伊朗与印度共开展三次元首级访问，两次是印度元首访伊，凸显出辛格政府与莫迪政府对伊朗的重视。尤其是2016年5月，莫迪总理对伊朗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双方共签署12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涉及社会、文化、外交、交通、科技、港口发展、海事等多个领域。在多边层面，伊朗和印度深化在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的合作，同时在中亚能源和安全议题上保持沟通与合作。1994年，伊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成功劝服巴基斯坦撤回有关克什米尔的决议，印度高度赞赏伊朗发挥的调解作用。伊朗还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劝说巴基斯坦同印度和平解决克什米尔争端。2012年8月，伊朗在德黑兰举办第16届“不结盟运动”峰会。伊朗将峰会视为打破国际孤立的重要机会，邀请辛格总理参会。印度顶着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巨大压力，应邀参会。
    中亚和阿富汗问题是伊朗和印度多边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向。一方面，印度想要抓住20世纪90年代中亚脱离苏联影响力的宝贵时机，重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印度日渐看重里海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将其视为印度能源多元化的“新选项”。1996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建立后，伊印两国对持激进意识形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深怀疑虑，对南亚地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抬头深表忧虑。2016年伊朗和印度签署恰巴哈尔港投资协定，旨在打通一条绕过巴基斯坦、连接阿富汗的商业通道。2019年，阿富汗经由恰巴哈尔港的进出口商路启用。伊朗与印度经济关系的主要成果还体现在贸易和大型项目投资方面，印度自伊朗进口石油的规模不断波动，两国能源合作与伊核危机和伊朗受到美国制裁具有较明显的同步性。20世纪90年代后，伊印经济关系以长期逆差为基本特征，经贸规模总体保持增长趋势，显现出较大的合作潜力。在非能源产品方面，印度出口伊朗的产品主要包括谷物、食品工业原材料和动物饲料、有机化学品、钢铁、肉类、人造短纤维等。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两国双边贸易总额逐年攀升，但也遭遇了一定的波动。根据印度储备银行年度统计数据，1996年伊印经贸额在印度外贸中位居第20位，2006年提升至第9位，2015年降至第16位，2019年降至第26位。印度对伊朗贸易长期保持逆差状态且逆差规模随贸易额波动，但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后，伊印贸易总额出现下降态势。投资领域也是伊朗和印度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印度的投资兴趣点包括采矿业，矿产品，金属业如钢、铁和铝，汽车、铁路、建筑业、石油、天然气、石化产品、通信、纺织品、电脑和信息技术、电厂和电力输送设备等。伊朗和印度之间最大的两个投资项目是能源管道项目和“南北国际走廊”项目。前者是双方深化能源关系的重大尝试，后者是双方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作以开拓中亚与俄欧市场的重要努力。两个项目的谈判和落实过程耗时良久，推进速度缓慢，成果或是夭折，或是项目建设速度缓慢、国内制度和非制度障碍因素导致双方对项目进程与合作不满意。冷战结束后，伊朗与印度军事合作关系的成果突出表现在军事装备服务和军事合作两个方面。两国的军事合作始于1993年，以2003年《新德里宣言》为高潮，2007年后渐趋萎缩，呈现出起步晚、时间短、合作水平低、合作规模小等特点。由于受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巨大压力，伊印军事合作刚起步不久便戛然而止，至今未能恢复。三、 冷战后伊朗与印度关系发展的现实困境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限制性因素消失，受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影响，国际合作环境显著改善，但伊朗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并不顺畅。究其原因，两国虽具备历史亲善、能源互补等推动深度合作的基础与潜力，但缺少推动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或内生经济动力，内外部限制性因素导致发展两国关系的“小环境”不佳，制约了双边合作的深入开展。伊朗和印度关系的发展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其中，伊印产业结构互补性差是影响两国经贸和科技合作的主要内在障碍；美国因素和伊核危机是影响伊印政治关系和能源合作的首要外部因素；兼顾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的平衡，则制约着印度发展同伊朗的政治、军事与安全合作。第一，伊朗和印度均为发展中国家，双方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展贸易。首先，伊印在能源供给和消费方面呈现结构性互补关系，但在科技水平、工业结构等方面的“代际差距”并不明显，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互补性不高。此外，印度缺少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自身尚需要引进美、以、俄等国现金装备和技术，这导致与伊朗的军事合作受限，两国军事合作空间狭小、后继乏力。其次，双方经济实力制约相互投资的规模。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济实力下降，不再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能力。与此同时，2011年印度国内贫困率仍高达21.9％；2020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6100美元，居全球第163位。因此，伊朗和印度都缺乏进行相互投资的充裕资金，但都将吸引投资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受美伊关系和西方对伊朗制裁的影响，外国投资伊朗中长期项目面临较高风险，印度政府、大型私企和私人投资者对伊朗的工业、科技、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的投资持谨慎态度。最后，莫迪及其主导的印度人民党崇尚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国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矛盾突出，对伊印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教特性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旨在“净化印度社会”，否定和排斥国内其他族群和文化。2022年5月26日，印度人民党发言人努普尔·夏尔马与该党德里地区发言人纳文·金达尔嘲笑伊斯兰教，发表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不当言论。事件发生后，伊朗当局反应强烈，立即对印度方面提出严厉批评。第二，美国因素和伊核危机构成了限制伊印关系，尤其是两国能源合作的关键外部因素。缓和与发展同美国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外交的主要目标，对美关系成为印度外交的核心。印度近年来持续加深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经济、科技、军事、情报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在为本国谋取巨大利益的同时，推进“借美抑华”战略目标的实现。尽管莫迪政府在参与“印太战略”的目标、方式和程度上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但印度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使得印美关系达到印度独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印美关系是制约伊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障碍，伊核问题也成为美伊印三边关系中最难解的问题。但受制于美方压力，印度被迫于2005年9月24日、2006年2月4日和2009年11 月27日，先后三次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投票中赞同美方提案，支持对伊朗施加压力或制裁。2010年后，奥巴马政府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最后，印度选择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终止向伊朗出口军民两用技术与设备，在银行和金融领域减少与伊朗的往来。能源合作是伊朗与印度经济合作的主要支柱，自21世纪以来成为受印美关系制约的关键领域，突出体现在能源管道项目和能源进口与合作两个方面。能源管道项目是指与伊朗密切相关的“西线能源管道”计划，包括“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及其替代项目连接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迫于美国政府及其单边制裁的巨大压力，印度的“西线能源管道”计划以失败告终。伊朗与印度的能源合作屡受伊美关系与伊核危机冲击，能源成为两国经济关系的“重灾区”。一是伊印能源合作项目被迫终止。二是印度从伊朗石油进口锐减，印度对伊朗石化产品出口锐减。三是伊朗和印度之间出现油款结算和汇回难题。第三，冷战后尤其是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在中东奉行以“务实／平衡”为原则的外交政策，在发展对伊关系时有所保留。在与中东国家的交往中，印度重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合作。其中，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能源领域的“权重”高于伊朗，以色列在军事、科技、印美关系方面的“权重”亦高于伊朗，印度在发展与伊朗关系时呈现“瞻前顾后”的犹豫心态，有时不得不有所取舍。从务实角度看，印度高度重视发展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从外交平衡的角度看，印度避免介入中东地区的新旧冲突，努力与各方保持平衡关系，避免在大国博弈和地区危机中公开“选边站队”。例如，面对伊朗和印度军事与国防合作水平的提升，以色列总理沙龙访印期间要求印方作出不会将以色列军事技术转移给伊朗的承诺。印度遵守了对以色列的承诺。在朝觐踩踏事件、沙特处死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事件、也门冲突等问题上，印度也谨慎表态或者不表态，避免卷入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复杂冲突。

结语

冷战结束后，伊朗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具备良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战略合作基础，但也具有很强的外源性和较弱的抗干扰性，伊印关系受制于各种因素而难有实质性突破。美印关系、伊核危机和印度的平衡务实外交，构成了伊印关系的外源性限制性因素。回顾冷战后伊朗与印度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国关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量”和“增质”，但始终难以突破双边关系发展受阻的困局。多年来，伊朗看重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潜力、能源需求以及该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地位，关心印度国内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穆斯林的生存状况；印度始终看重伊朗的地缘位置、能源优势、市场潜力和宗教影响力。伊朗和印度之间相互关注、彼此重视、谋求建立紧密经济政治联系的诉求，是两国关系继续保持稳定与友好的重要基础。未来较长时期内，伊朗和印度仍会继续在政治上互谅互让，必要时在国际社会中互帮互助，但要达到双边关系全面、深入发展仍面临众多桎梏，短期内两国难以在能源、经济、安全和军事等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