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当今全球态势做出一个重要判断，即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是笔者分析和把握现阶段纷繁复杂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利用好发展机遇并成功应对挑战的出发点。对百年变局的理解可以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结构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多边体系瓦解与重建、美国内部制度颓势显露和中美博弈加剧等八个维度进行。在百年变局背景下，还应特别关注那些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因素。正是这些“变”与“未变”，构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经历的大事可谓多矣，仅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两次，接下来还有冷战、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创新。然而更为深刻的变化，恰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则是“我（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人类所处时代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如此重大判断，揭示出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沧海桑田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要超过前一世纪人类经历的天翻地覆。此判断在2018年6月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热烈的讨论。本文试图从下述八个维度阐述一下对百年变局的理解。

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200美元，2018年则接近1万美元。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发展之迅速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预期。2005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日本的1/2，2010年中国的GDP开始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22年可能是三个日本的量。四十年前中国GDP约为美国的2/30，到了2018年则变为2/3。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恐怕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基础。

在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对2/3情有独钟，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之比达到了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随之发生深刻且朝向冲突对抗的变化。在二战以来的七十多年间，中国不是第一个达到世界超强国美国GDP的2/3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的GDP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然而，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3的时候，美国对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尽管手段各不相同、实施强度各异，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今非昔比，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为美国的1/14。这或许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大致不会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正是这类全新问题诱使《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接连发表多篇相关论文。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廉价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政策比起来，技术进步还被学术界认定为导致各国内部收入差距加大或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按理说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提高，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21世纪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滑，这与庞大的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现象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生产率之谜”，并无疑将对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飞速变化正在开始改变战争的形式与性质。据《经济学家》报道，随着数字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大量使用，与实体战线并行的数字战线被开辟出来，“致命自主武器”（LAWS）的研发与大规模部署，不仅将彻底改变军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而且还会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智能战士是否是杀人凶手？与此同时，所谓“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热衷讨论的概念，其含义是在实施侵略或胁迫的同时不引致事态升级和规避严重报复，换句话说难以确定真正的责任方，比如网络攻击或宣传颠覆等。颇值得深思的是，世界快速网络化使国家间权力结构深受影响。网络世界在推动分散化或分权化的同时，又让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拥有巨大的网络权力，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全景监控（panopticons)和阻断（strokepoints）优势之上。这种优势不仅具有自我强化性质，而且有可能被网络霸主当作武器加以使用。

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正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在欧洲，人们看到了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在拉美，人们目睹了巴西版的“特朗普主义者”上台执政。有识之士均对此忧心忡忡。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的撕裂。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在面对海量讯息时无所适从且关注度下降，即出现了所谓的“充裕性悖论”（paradox of plenty）。鉴于人们往往更愿意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讯息这一天性，各媒体之间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讯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法国的“黄马甲”群众运动便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和相互误解的自然结果。“不希望特朗普总统受到弹劾而更愿看到他进监狱”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这番话，足见美国社会极化之严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革命所导致的劳动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自然后果，也将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传播的动力源。在现存全球体系趋于瓦解和替代体系创立之间的过渡期内，是否会出现长时间的空白期，亦取决于这一动力源的强弱。

人类经历过两次网络兴起或革命，一次是15世纪40年代古滕贝格发明活字印刷后思想在欧洲迅速传播，另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互联性。在《广场与塔》[10]一书中尼尔·弗格森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当选、伊斯兰国兴起和2008年金融危机，与法国和美国大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类似，都发生在网络处于上升时期，联成网的世界将陷入无政府动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