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力结构的家族化程度之高远超人们想象。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数据，美国州长之子成为州长的概率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男性的600倍，参议员之子承接父业的概率是普通人的8500倍。多种迹象显示，美国已经行进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扩大福利支出。如果加上医保中不由政府提供的支出部分，则美国政府总支出便达到GDP的48%，与欧洲福利国家的代表瑞典相差无几，因此不少人担心这会永久性地削弱美国的增长能力。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保持了连续122个月的增长并打破1991－2001年持续繁荣的纪录，但实际经济增长仅为25%，远低于上一繁荣期的43%。 

主要大国之间“规锁”与“反规锁”日趋白热化

权力政治主要指世纪大国之间为打压对手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当今世界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为一点，就在于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中美关系至少目前看不是新冷战。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遏制或隔离，即尽可能不与苏联及其盟国发生任何经贸和社会往来，最终让苏联因效率低下而自生自灭。美国对华政策自冷战后期以来奉行的是接触政策，其核心是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来改变中国。尽管如今有一部分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脱钩”并最终实施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既难以做到完全孤立中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说它难以做到是因为成功隔离中国至少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说它没有必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的威胁主要来自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要义在于，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数字高科技领域的赶超。美国这一对华策略可以简洁地用一个中文词加以概括：“规锁”（confine）。

“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藉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美国之所以动不动就援引国内法对付其贸易伙伴，主要原因在于现有多边体制无法按照其意愿实现对中国的制约，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2018年3月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其涉及的所谓技术盗窃、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焦点问题都和技术有关。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联合发表声明为改革WTO定调，要求中国增加政府补贴透明度等，其主要意图之一也在于此。正如彭博新闻社网2019年5月26日登载的题为“科技冷战将迫使世界做出选择”的文章所说：数字铁幕将迫使政治领导人就加入中国队还是美国队做出决定。概言之，中美之间的“规锁”与“反规锁”博弈业已成为当代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已经开始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

巨变过程中的不变量清晰可见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类历史演进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恰如《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所说，伟人和愚笨者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加快或延缓历史进程。但1945年后，政治领导人就变得能够改变历史。过去人类犯错误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的衰退或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时至今日，人类处于核武器时代这一现实并未改变。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世界现存核弹头数为15850枚，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6550和6850枚，其数量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这意味着人类仍旧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中。也正是核武器的存在，美俄冲突或中美对抗的上限同时被限定了，因为核大国之间的全面冲突无异于人类毁灭。

今天的世界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另一事实，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高相互依存度主要表现在紧密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联系之上。据“关于全球化的五个迷思”作者史蒂文·奥尔特曼引证的结论，无论是贸易与资本，还是信息与人员流动，2017年全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今天的世界已经被全球价值链捆绑在一起。虽然说位居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商”主要分布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脱钩”成本已经提升到了世界难以承受的水平。各国“得自贸易的收益”减少势必引发国内社会政治的强烈反弹，从而起到抵消“逆全球化”的作用。整体上看，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反转，而是遇到了暂时挫折。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并不总是走在平坦笔直、路旁长满鲜花与树木的大道上。全球化征程中一定还会有一些崎岖甚至险峻路段，具体表征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 

百年后回眸百年变局

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变迁的时候，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把百年变局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复兴的回应”。中美两个如此规模巨大的国家，其中一个综合实力迅速上升，一个实力依旧超强但显露疲态；一个努力获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全球影响力，一个很不情愿与他国分享权力；一个拥有东方式的古老政治文化传统，一个饱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滋养。在它们之间出现各种各样分歧、摩擦，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均属正常和自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又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国家，需要这两个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起手来一同承担应对挑战的责任。而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就在于中美两国依靠智慧与胆识，在斗争中妥善处理其间的误解、矛盾与冲突。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