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还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在非洲、中东、印度等地，人们看到的都是人口爆炸，其中一些国家25岁以下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0%~50%。这种高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很自然地带来了极高的青年失业率，进而对社会稳定和资源需求产生巨大压力。与人口年龄结构两极化相比，人口的族群或种族结构变化可能对一国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发布欧洲穆斯林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从2010年的1950万上升至2580万，占欧洲总人口4.9%，到2050年在中等移民增长情境下占比将达到11.2%，在高移民增长情境下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9.7%。今天美国的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不再是欧洲裔美国人，2024年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将为非白人。特朗普总统上任不久即颁布“限穆令”并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到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口族群结构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于族群认同的强化。据《民族与民族主义》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或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或功能之一，在于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而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方向何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而“他们”就是“非我族类”（not us）者，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那些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少数族群团体，通常都会拒绝其他群体的示好或容忍，因为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有时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族群认同或族群对立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极端情形，便是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关注的议题。

二战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是过去几年最值得关注的现象。美国产出按汇率计算仅占世界22%，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仅为15%，但美元在全球计价、结算、储备、流动性和融资中所占比率均超过50%。在题为《特朗普政策将颠覆美元地位》的文章中，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美国从美元霸权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包括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来的巨额铸币税、汇率风险规避、低货币金融交易成本、大宗商品定价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元化程度高的国家的政策影响力以及可方便地向世界各国出售银行服务等。

如果说欧元的创立和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而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开启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漫长进程，那么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美国财政赤字加大、美国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SWIFT结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监控并且滥施制裁，则增强了许多重要经济体摆脱对美元持续依赖的决心。2018年土耳其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伊朗已经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计价预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代之以欧元。俄罗斯在意识到美元已经成为一种有风险的结算工具后，也开始逐步在能源资源贸易中加大使用本币或欧元甚至人民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额稳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全面运行。

金砖首脑会议几乎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便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果世人看到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发展银行的创立，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金砖加密货币。英法德联合建立与伊朗维持贸易往来的“变通”支付机制或欧洲版结算体系，即“贸易交换支持工具”（INSTEX），以规避美国对欧洲公司的制裁，更是意味深长。对此，2018年底高盛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大臣吉姆·奥尼尔在题为《特朗普有选择的经济战》一文中警告说：在某个时刻，美元作为全球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其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作为美国霸权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增长，还会影响诸如加密数字货币（Libra）等由巨型科技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的未来命运。 

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

世界处于百年变局还表现为现行国际秩序开始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退出《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尽管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自由主义者仍以为，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立，今天特朗普正在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将其摧毁。

尽管有人说特朗普行为非理性，因为从经济学理上讲，打贸易战的后果一定是双输，至少中短期来看是没有赢家的，但特朗普奉行的政策还是有其内在逻辑。四十年来，美国名义人均GDP增加了5万多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大规模地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支撑这一进程的基础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精心策划并打造的国际体系。美国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国家规模在国际博弈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大国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权利。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经济是大家寻求互利共赢，政治则是力争与对手差距最大。

与此同时，全球问题不断恶化所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客观上为国际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编制的濒临物种红色名录显示，在所统计的10万多种物种中，有2.8万种物种受到生存威胁，占总量的约27%。1970年以来，地球上脊椎动物减少了60%，由于过度捕捞，太平洋仅剩下30%的蓝鳍金枪鱼原始种群。研究表明，目前物种灭绝速度是正常自然速度的100~10000倍。面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如果人类拒绝采取集体行动遏止物种快速毁灭，那么人类的生存将因食物链崩溃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恐怕就是一些多边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的原因。中国正在开启的“一带一路”机制化进程，便可被视为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典型事例。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制度颓势显露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的作者之一查尔斯·凯罗米里斯指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相当意义上揭示了美国制度僵化和其破坏性的严重程度。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信贷稀缺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来源于讨价还价博弈。银行体系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政治交易下的利益伙伴关系主导着银行业政策制定，决定着从牌照发放和网点设置到信贷分配、从监管模式到银行关系等内容。

《被妥协所拖累的美国》一书作者劳伦斯·莱希格关心的不是做坏事的坏人，而是当今美国一系列制度如何导致腐败并最终给国家带来危害。在他看来，涉及金融、法律、媒体、医疗、科学等领域的制度均受到错误的准则和激励的腐蚀，反过来它们又腐蚀了各类并非总是基于私利的行为体的行为。在一篇题为“‘婴儿潮’一代是如何摧毁美国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成为富人在民主问题上弄虚作假的工具；美国对正当程序的坚持值得称道，但有人以此为借口阻挠政府执行操作安全规则、追究公司刑事责任、保护弱势群体；选举改革的本意是要加强民主，实际上却削弱了民主；精巧的金融和法律工具把经济长期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引擎变成了为数不多的大赢家的赌场；近年来国会通过的议案几乎都有附加条款；美国被分割成两个阶层，受保护的阶层拖垮政府、瘫痪政府，不受保护的阶层则被甩得更远；选举投票率如此之低凸显民众的政治冷漠；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中认为收入超过父母的可能性从四十年前的90%降到了今天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