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安全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几乎嵌入到各个领域，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从国家层面、公司层面到个人层面。在复杂多变的时期，强调安全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让“安全化”成为主导，并且用处理安全的手段应对和解决所有问题，则可能会产生偏离，也会对发展环境造成损害。

全球化发展的依托是开放的市场，支持开放的政策，企业和个人利用良好的环境进行投资、生产和开展其他活动。因此，全球化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到世界发展的网络之中。但是，开放的环境下，一些国家被冲击、排斥，甚至被边缘化的风险也在增加。而且，随着风险的增大，应对国家层面安全、企业经营安全和个人安全的意识就随之增强，并且会为此采取行动。

经济与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新形态和新结构。然而，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也大大增加了经济与社会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比如网络瘫痪，有的是因为网络拥堵等技术原因，有的则是受到外部的攻击。而在特殊环境下，比如冲突、战争、自然灾害等，还会给信息、网络带来致命性的损害，因此，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新冠疫情的扩散和延续使得国与国、机构与机构、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中断，使得依赖于交流活动发展的经济社会陷入困境。从国家层面，如果一些涉及国家基本供给的原料、产品过度依赖外部，一旦供应链出了问题，就会危及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从企业层面，参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供应链一旦中断，生产和相关经济活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停滞。因此，疫情的蔓延和延续促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对安全保障进行反思与重新认识。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新兴国家崛起，对原有强国的地位、利益和影响力形成严峻挑战，引发国家间战略竞争加剧。在战略竞争中，各方都力图维护优势，对竞争对手施加限制，使得贸易、技术、投资本位主义等得到政界与社会公众的支持，甚至助长极端民粹主义得势。特别是，以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为背景的中美竞争战略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趋势凸显。美国从“美国优先”到“全面战略竞争”，采取贸易制裁、组建基于信任的供应链、半导体联盟等，把经贸问题战略化、政治化、安全化，把力量对比变化提升到了“制度之争”。

乌克兰危机也引发了新的复杂变化关系，它使全球能源、粮食、肥料交易大幅度减少，甚至中断，也使价格大幅上涨。而它对俄制裁又对国际投资、货币和金融产生重要影响。除了战争本身造成的安全问题外，就发展而言，也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安全的担心。特别是战争持续，甚至扩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更使得发展的国际环境恶化，人们担心，世界经济可能会陷入更长时间的严重危机。

安全因素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国际发展环境的认识。总的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安全因素增强，国家、企业、个人对安全的认定和设定都会发生改变。在复杂形势下，不确定因素、不安定因素增加，采取必要的安全应对措施是自然的，这包括采取针对总体安全的综合应对，针对具体安全问题的应对，也包括自身行动措施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应对。在相互交往联系非常紧密的今天，各国之间开展合作应对尤为重要，而采取以邻为壑的办法不仅会伤及他者，也会损害自己。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趋势是，在安全因素凸显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泛安全化”的导向。所谓“泛安全化”，是指把什么问题都作为安全问题来认识和定位。在“泛安全化”的导向下，很容易把诸多问题都纳入到安全范畴，用解决安全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和处理。而应对和处理安全的战略、政策和措施有其特点，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排他性和强制性。比如，如果认定一项交易危害安全，就会采取阻断的措施，即宁可不做，也不要导致可能会危及安全的问题。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竞争总是存在的，经济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开放环境下竞争力的对比，竞争本身也有促进更新和提升的功能，同时，经济发展本身也有一个竞争链条的上下传递机制。在“泛安全化”的导向下，阻断对方的竞争力提升成为一个“战略性”设计，在此设计下，就会采取制裁、隔离、脱钩等极端措施。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国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目的在于“不惜代价”阻断竞争对手竞争力提升的渠道。（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