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是1月20日入主白宫的。此前候任期内，他和他的团队就已确定对华要开展“长期且激烈的战略竞争”基调。因此，这场审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对形势的重新评估而制定新政策的“重审”，而是预置结论、直接下手的调整。

这场审议有一个重要背景：历时六年甚至更长的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大讨论结束了。拜登一上台，美国大小智库密集推出各种报告和文件，高度一致地要求或赞同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方向，相应提出具体建议，实际上进行的不再是政策辩论，而是填充“政策工具箱”。只不过仍有一部分声音反对与中国为敌，不赞成渲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歧，希望避免新冷战。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涉华立法活动密集、快速进行，“2021创新与竞争法案”等势将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未来形态产生直接塑造作用。

实际上从拜登政府就职第一天起，其对华政策调整的布局便开始了。拜登政府祭起“共同价值观”和“多边主义”旗帜，把中美“战略竞争”定义为一场“自由世界和威权主义之间的竞争”，甚至上升到“决定21世纪基本面貌”的高度，以此在西方世界渲染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企图重聚联盟、重振团结。紧接着，拜登政府以很高的效率同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和澳、印、韩等国协调对华政策，针对中国构建“多对一”的“实力地位”。这种协调虽没有取得一些国家的明确选边，但也得到了他们“对美关系重于对华关系”的实际姿态，尤其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做了两件事。一是推动定向、精准“脱钩”。拜登政府虽否认美可与中国“全面脱钩”，但实际上在审查供应链和推动选择性“脱钩”方面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圈定新一代电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技术领域，采取更严密的封锁措施。二是推进全球战略收缩，加紧从中东、阿富汗撤出实际力量，对缅甸变局仅作象征性介入，集中精力实施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这套战略围堵、制衡中国的目标更明确，维度也更加立体，包括在西太海上针对中国实施更加密集和危险的抵近侦察、“航行自由”、联演备战等军事威慑，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合作（QUAD）实化发展并企图建立“四国+”模式，以及以数字等关键技术和绿色基建等为基础推动西方版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对冲“一带一路”。

有人认为拜登在对华政策方面是“大号奥巴马、小号特朗普”，有一定道理，但拜登有他自己的东西。拜登的对华政策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均抓住“战略竞争”基本方向，以应对“中国挑战”为内外动员和政策调整的总驱动器，但特朗普政府搞的是“野蛮竞争”，通过打压中国维护美国的竞争力和“权势”，拜登政府搞的是“长线竞争”，通过办好美国自己的事而非全力压制对手，来获取持久竞争优势。

5月26日，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印太事务高级协调员科特·坎贝尔和中国事务主任劳拉·罗林伯格出席斯坦福大学研讨会，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谈话。罗林伯格介绍了拜登对华政策的“三个支柱”：一是“在美国国内的投入”，意即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二是“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声称美与盟友伙伴加强协调并非建立反华同盟，而是要向世界证明“民主是管用的”；三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强调美国将在需要对抗的地方同中国对抗，在符合自身利益的领域同中国合作。这一思路强调的是对双边关系风险的管控。坎贝尔确认美对华政策“被普遍视为接触时代的结束”，“新的主导范式”是竞争，目标在于创造“稳定和平中的竞争”。坎贝尔也宣称美有史以来首次把战略焦点、经济利益和军事实力转移到印太地区，与盟友加强合作是美反制中国的核心内容和最佳方式。

白宫国安会两要员同时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总体上是在“确认”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的战略竞争方向和未来政策基本架构，释放出审议接近完成的信号。今年下半年的中美关系将继续经受严峻考验。拜登面对的国内政治环境严峻，有较强紧迫感，需要抓紧明年中期选举前的时间在重振美国经济方面有所作为。同时，美对华政策调整将逐步落地。从下半年美涉华议程看，需要关注的事项包括：根据拜登行政令出台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结果、美台试探实质接触、“全球民主峰会”和QUAD首次面对面峰会、国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创新和竞争的法案等。美国内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全面激活疫苗出口，会加大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之争。两国气候团队保持密切沟通，经贸团队也重启接洽，但双方谈判难度不小。总之，中美关系既有合作的需要，也存在因个案重新引发对立甚至危机的风险。

中国将面对来自美方长期和全面的战略压力，如何直面挑战、构建新时期对美战略和策略，如何在国际上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是需要考虑的紧迫问题。

（安刚，为《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