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图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明确提出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和总体布局，强调“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近年来，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创新升级，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在新征程上，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战略决策部署，按照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和战略要求，扎实推进周边外交、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合作，持续深入推动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包容互惠、均衡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依托彰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周边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做好新时代周边外交工作，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系统回答了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背景下，如何推动周边外交、打造区域全方位开放格局以及引领区域合作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前瞻性、创新性、系统性与全面性的深刻体现。
2018年6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图片）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必要途径，是中国与周边地区命运与共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解决人类命运问题的方案，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事业，需要在全球和地区层面深度协作，从局部做起，逐步推进。周边同我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利益相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先方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中国及周边国家政通人和、社会稳定，是全球格局中的稳定板块，但也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中国周边是多种文明和多民族汇聚之地，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存在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跨国犯罪、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日渐增加。这些共同挑战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迫切需要通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同去应对和破解。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产生的，是继承和发扬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区域，通过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美好发展愿景联结起来，开辟了世界光明前景和人类美好未来。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一项系统工程，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是至关重要的方面。中国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突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彰显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一是坚持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充分体现了睦邻亲邻的合作观。中国倡导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帮助周边国家就是帮助中国自己。对于一些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国内民众饱受贫穷饥饿困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总是第一时间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与地区各国一道共克时艰，合作应对各种形式的危机与灾害，拉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增长，展现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形象，凸显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对周边国家诚心诚意、坦诚相待，充分体现了以诚处世的发展观。中国秉持以诚处世、以信立身，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区域内国家平等协商、自主选择、精诚合作，构建灵活多样的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路径。三是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周边国家，充分体现了互惠互利的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与周边各国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推动相关国家共同秉持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理念。中国顺应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大势，欢迎他国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获益；同时寻找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从而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将中国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人民和周边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价值底色。四是以更加宽广的胸襟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充分体现了开放包容的责任观。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于某些域外国家构建排他性小集团的做法，中国始终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始终从根本上推动均衡的地区发展和有效的地区治理。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提供全方位、全覆盖、高质量的区域公共产品，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命运共同体，推动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互利互补、包容发展。中国主张区域合作应以发展为导向、以开放为特征，不仅致力于促进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同时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平等开放，强调变竞争对抗为和平发展、变零和博弈为互利共赢、变文明冲突为交流互鉴，回应周边和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诉求。
以深化互利共赢为契合点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要不断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络。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近年来，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国立足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差异化期待，着眼周边地区面临的具体问题，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创新升级。
一、强化项目建设与规则协调相互支撑，推动复合型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6条重要经济合作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多条线路，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密切串联起来。中国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使周边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不断获益。在“硬联通”方面，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地区的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电力和电信建设，完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复合型互联互通格局。2021年，多项“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完工。中老铁路顺利通车，老挝由“陆锁国”变“陆联国”；中巴经济走廊默拉直流输电项目正式送电，为当地生产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雅万高铁、中蒙俄经济走廊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在“软联通”方面，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同周边国家加强政策沟通和规则协调。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与印尼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东盟发布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建设、蒙古国提出的“草原之路”等周边地区发展规划实现对接。
2021年12月3日，在老挝中老铁路万象站，老挝乘务员准备迎接中老铁路第一批乘客。（新华社图片）
二、加快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自贸区战略升级
近年来，随着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持，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蓬勃发展，周边成为中国打造和升级自贸区战略的重点区域。在双边层面，中国已与十余个周边国家或地区组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新加坡、东盟等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在区域层面，中国与东盟等共同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RCEP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对当前国际经贸合作形势的有力回应。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贸易总额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来自RCEP成员的实际投资占中国实际吸引外资总额比重超过10%。RCEP生效后，缔约成员之间90%以上的货物贸易实现免关税，服务贸易和投资大幅放开外资准入门槛，将对区域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复苏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三、筹建基础设施融资为主的多边机构，推动高水平发展合作
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倡议和筹建的多边发展融资机构，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投融资网络，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周边国家、亚洲乃至全球合作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经过6年多建设和发展，亚投行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截至2022年2月，亚投行的成员已发展到105个，共批准168个项目，累计投资总额近340亿美元，为周边国家和亚洲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得到了充分体现。亚投行于2020年4月启动设立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旨在为成员提供公共卫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紧急融资支持。截至2022年3月，在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框架下，亚投行已批准了46个项目，累计批准融资总额超过115亿美元。亚投行在全球抗疫中的担当和作为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灾难和危机的人间正道。
四、强调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多措并举，积极同周边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
在中南半岛，澜湄地区国家提出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确定“3+5”合作框架，即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三大合作支柱，将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减贫五个功能领域作为优先方向。在南亚次大陆，中国与巴基斯坦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在中亚地区，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提出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为上合组织下阶段各领域合作擘画了蓝图。
以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为方向拓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抬头，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复杂调整。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多边治理机制陷入停滞的背景下，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必由之路。
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战略基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家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中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更深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也是绝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和贸易顺差来源国。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将继续发挥地区和全球经济“稳定器”与“助推器”的作用，有利于与周边国家一道加快推动疫后经济复苏。
二、绘好“一带一路”工笔画，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持续动力
“一带一路”已经走完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正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这对以规则和机制为主体的“软件”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地区制度框架，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可考虑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RCEP、亚信会议、澜湄合作等区域合作机制下，加强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沟通联系，建立配套的会前、会中或会后协调与对话机制。这既有利于提升“一带一路”参与国在区域组织中的作用，也能够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另一方面，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做好制度增量建设。由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规则差异导致的风险时有发生。为此，可吸收和整合国内外制度和规则制定的最佳实践，尝试构建双边或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弥补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制度空白。
2021年10月6日拍摄的由中国招商局和斯里兰卡港务局联合运营的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新华社图片）
三、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
RCEP是中国推动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建设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鉴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边境后”规则方面实施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合作，中国近年来多次表达加入CPTPP的愿望，将对标CPTPP规则视为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一步。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或申请加入其他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如在RCEP基础上，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联合可行性研究；申请加入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组成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努力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区域和全球数字发展环境等。
四、维护周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夯实物质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隐患，推动世界各国寻求构建更加稳定可靠、互惠互利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可通过产业政策的有机协调，推动产业与产业之间、相同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分工合作，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针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收缩趋势，中国与周边国家要积极倡导秉持开放包容理念，旗帜鲜明反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时根据形势变化，加强与周边国家沟通和协调，先行解决周边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难点、堵点，最大限度实现区域内货物和人员流动便利化。
五、推动亚洲数字经济共同发展，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拓展合作空间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应用持续突破，与之相关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层出不穷。中国与周边国家既要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特征，全力促进地区各国经济的优化、转型和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也要注意防范“数字鸿沟”可能加剧不平等的问题。特别是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要在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与周边各国积极探索合适的数字技术转移模式和数字经济发展方式，有效弥合各国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和“科技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