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大国关系风云变幻，全球格局、地缘政治、增长方式的变化拉开序幕。视野拉回百年变局聚焦点——东亚。

4月2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积极外交是优先要务”，重申应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日本主场外交——长野“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保守声明中也暗含“率直对话”“合作必要”声音。有外媒解读，岸田似有向中国递橄榄枝之意。当前是国际战略格局加速东升西降并产生决定性结果的重要历史阶段。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日韩安全互动、“印太经济框架”尽显保守合流色彩，“困兽犹斗”“不得人心”，垒高了地区的发展和安全风险。风险与压力需要转圜。理解东升西降中的东亚方位与中日问题，要从长期视角出发把握全新历史阶段。

第一，正视东亚在亚太的中心地位。全球有东亚、北美和西欧三大政治经济中心。东亚文明最古老，东亚现代化进程却最摩登。经数十年发展，东亚后发国家创造了“东亚奇迹”，形成紧密的东亚生产网络，共同构成亚太产业链供应链重要一环。2021年，东亚在亚太贸易中的占比达74.7%，在直接投资中的占比达79.5%。历史趋势使然，产业、资本、技术、人员等在亚太自东向西转移扩散，形成以东亚为中心的亚太经济体。例如，东盟日益嵌入东亚生产网络，2020年的地区贸易额达1.5万亿美元，为十年前的1.4倍。从大历史角度，这不是所谓“脱钩断链”产物，而是亚洲世纪与东亚中心的应有之意。鼓噪“印太”概念，实质是把地区发展的次要方面当做主要矛盾，遮蔽了东亚中心的历史地位。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现代化，蕴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洪荒伟力，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助力。

第二，发挥好中日在东亚的“双核驱动”作用，让东亚更具全球竞争力。从美国“重返亚太”搅局开始，日本的地区战略越来越保守，近年来更是陷入经济安保“小安全”，东亚一体化进程缓慢。本质上，中日同沐东亚文明，拥有众多地区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际循环，与日本“贸易立国和投资立国”基本国策必然交集于东亚。合则多利，对地区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2022年，中日贸易额占东亚贸易总额的62.5%，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东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8.1%。美国胁迫盟友共弃中国半导体市场等经济实利，有“一矢双穿”之用意。反观日本企业界，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中国市场，2022年仍有37.1%被调查企业认为中国有业务潜力（参见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历年《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发展调查报告》）。即便面临政府随美“脱钩断链”，企业界想的却始终是“化危为机”加强与中国市场的利益捆绑。对地区其他国家来讲，中日都是东亚发展的领头人，两国“政冷经热”不符合历史大趋势。有日本声音认为，应建立“东亚价值观”，积极提升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与高附加值化，构建“21世纪的日本的战略力量”。

第三，深化东亚自贸、货币金融、三绿产业、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推动地区价值链和价值观更好融合。习近平总书记2009年就曾有战略前瞻地指出：“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目前，一是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抓手，进一步完善东亚贸易投资规则。如，细化和深入政府采购、跨境数据流动、争端解决等前沿问题，推动构建地区技术合作规则。二是用好清迈倡议机制，筑牢防范美元、美债风险的篱笆，探索东亚“去美元化”方案。如，推动贸易投资结算多元化，加快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提出可持续性的债务管控方案。三是探索东亚“绿色制造、绿色回收、绿色能源”产业规则体系，实现“碳中和”帕累托改进。如，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构建“亚洲脱碳共同体”。四是完善东亚自然灾害应急机制，构建解决灾害频发问题的地区援助体制。如，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东亚是践行新安全格局与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区域，国家的行为模式与互动关系决定了治理方向。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从“一个中心、两核驱动、四个领域”探讨东亚方位与中日问题，才能更好理解现实，放眼长远。

（刘云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时事出版社副社长；田正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