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享受信息便利的同时，也深受网络谣言的困扰。如何更好地应对谣言？9月26日，来自管理部门、中外媒体、学术界、平台企业的代表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共同研讨，探索网络谣言共治之道。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0.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6.9个小时。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指出，网络谣言的背后是流量经济驱动下的信息传播机制，治理应该要触及平台和资本的流动，提高谣言散播的成本，否则所有手段都只能打在表层。

“核心是夯实平台和资本的责任”

除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也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表示，从表面看，是谣言传播的媒介发生了变化，但问题本身在于，谣言背后已经生成了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即流量经济，市场介入了信息传播机制。

一种信息如果能够获取流量，就有机会通过市场变现。沈逸认为，如果不切断流量经济下的信息传播驱动机制，那么传统意义上的辟谣实际是无效的。这是因为造谣者和辟谣者的资源是不对等的，一方面流量募集的资金会远超政府财政投入，另一方面中国数亿网民中的信息传播，效率也远高于固化的官方渠道信息发布。

沈逸还观察到，谣言也发展出了动态化的特征，一个虚假信息被辟谣后，甚至可以在辟谣信息基础上进行加工，形成一个谣言2.0版本。他以新冠疫苗相关的谣言举例，前段时间有人说“疫苗接种者比未接种者更容易得新冠”，之后这一说法又演进为“《柳叶刀》证明疫苗接种者病毒载量是未接种者251倍”。但实际上，《柳叶刀》的论文原文为，牛津大学实验者发现，越南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接连感染德尔塔毒株，而且这些有症状感染者的体内病毒载量，是去年原始毒株感染者的251倍。前后二者感染的毒株不同，实际上不能得出疫苗接种者比未接种者病毒载量更高的判断。辟谣的信息，反而被谣言“劫持”了。

沈逸认为，治理网络谣言，不能只靠逐个澄清每个虚假信息，而是要构建一种生态。针对谣言背后的市场变现机制，治理手段应该要触及到平台和资本的流动，提高谣言散播的成本，否则所有手段都只能打在表层。此外，类似饭圈的圈层化社交媒体平台也时常成为网络谣言的帮凶，但政府治理部门和相关从业人员对此缺乏认识。

他表示，建立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谣言治理生态，核心是夯实平台和资本的责任，切断网络谣言扩散的底层逻辑，能够真正触及到其核心利益。“否则，拿Facebook来讲，美国或欧洲政府罚款几百亿，对它也只不过是两三天的流水，完全没有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