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至今的20多年里，“美国向何处去”，一直是国内乃至各国研究界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因为人们的基本假定是美国霸权“高处不胜寒”，而其未来动向又与我们利益攸关。无论是9•11恐怖袭击后小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调整，亦或是9•15金融海啸后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改革，更或是特朗普当选后在国内“禁穆”“修墙”“排华”，对外“废约”“退群”和发动“贸易战”“意识形态战”，人们对任何具体问题的关注，都不自觉地要论及美国的长远走势和国际地位。由于美国表现越来越差，人们对美国向何处去的讨论，便日益聚焦于“美国将衰落到什么程度”这类倾向性话题。

2020年以来，美国是疫情、经情、社情、选情“四情叠加”，情况比以往更加危急。拜登临危受命后，整改决心很大，动作幅度也很大。从目前迹象看，拜登想要推进的不是一般的政策调整，而是新一轮深刻的国家转型，是想打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一直以来在关心的“美国向何处去”问题，则因而转化为“美国到底能不能好起来”的追问。在此语境下，关于美国的未来前景，有四类可供参考的猜测或类比：

第一种猜测可以称作“新新政时代”

第二种猜想可归结为“新里根时代”

第三个可类比为“拉美化”

第四个视角即“英国化”

第一种猜测可以称作“新新政时代”。这不仅是因为“绿色新政”在拜登上任前就成为关键词，因而引发人们到底是“绿色领域的新政”还是“以绿色新政带动全面转型”的无限遐想；而且还因为拜登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及背后逻辑，大多与罗斯福新政一脉相承，例如联邦职能的加强、政府体制的变革、亲社会管市场的政策倾向、以及劳资契约关系的重建等。自上任以来拜登政府疾风骤雨式的行政令，在控枪、移民、种族等问题上的改弦更张，在“救助计划”、“就业计划”、“家庭计划”等政策上的恢弘手笔，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改革上体现出的较真碰硬，让一些人禁不住相信3B（build back better,“重建美好”）是完全可能的。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拜登政府能基于美国仍为“一超”的综合优势，利用涉疫危机提供的巨大契机，从推翻前任特朗普的所谓“倒行逆施”入手，大胆推进经济、政治、社会领域全方位变革，美国是否有能力推动“二次新政”，让美国转为危机、化被动为主动，再次奠定美国长久霸权的基础？事实上，拜登政府的很多官员就是这么期待的。对美国前景进行的第二种猜想可以归结为“新里根时代”。里根和拜登接手的都是满目疮痍、灰头土脸的美国。里根和拜登的挑战均可概括为：战争阴影挥之不去，竞争对手迅猛崛起，国内经济滞胀，民众士气低迷，社会抗议频繁，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政治斗争上升到要弹劾最高领导人的地步。

拜登与里根分属不同政党，理念差距巨大，但在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上却有不少相通之处。无论是对外强硬、人权外交、意识形态对抗和强化西方同盟，还是动用举国体制、通过大笔投资来搞大国竞赛——以前是军备竞赛，现在是科技竞赛——并以此拉动经济转型，都能看到这种相同点。尤其是在对对手的手法上，当年对苏政策与当前对华政策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既通过释放“混合信号”对对手实施“战略诱导”，又通过“加速主义”策略在多领域实施“成本强加”。毫无疑问，今天的美国战略界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对苏政策中寻找灵感。就此而言，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将拜登时代与里根时代相比，将拜登时代称作“新里根时代”。

对美国前景进行对比的第三类坐标来自于美国周边，即“拉美化”。拜登曾是奥巴马副手，回想当年奥巴马执政百日，也曾掀起一股强劲的“奥巴马旋风”，不过当时就有人怀疑这到底是“新政百日”，抑或不过是“百日新政”。毕竟，新政这么难的事，不是说搞就能搞成的。拜登是否会步奥巴马后尘，拜登新政是否仅是昙花一现，目前还不好说。若是拜登新政搞不成，则很可能让美国政治陷入“拉美化”，患上“拉美病”。

学界对“拉美病”有很多研究。其中重要结论之一，是拉美国家治理之所以陷入困境，源于在利益固化、社会分化、政治极化、国家治理方略思路迥然不同的情况下，左右民粹政党交替执政，导致今天左翼民粹政党上台，把国家发展的方向盘往左打到死；明天右翼民粹政党上台，又把方向盘往右打到死，使国家失去了治理战略的长期连贯性。

以前我们曾讨论说美国社会的“拉美化”，说的是拉美裔人口的比例上升；如今，我们有理由担心美国政治的“拉美化”，即左右翼民粹势力正前所未有地交替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力量。奥巴马8年执政，可被认为是政治素人当政后坚持传统建制路线的最后代表；过去4年特朗普执政，其路线是典型的右翼民粹甚至是极右翼民粹；如今，民主党全面当家作主，很多政策都受到国内左翼民粹思想和党内以“进步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号的左翼民粹力量所牵引，民主党内部新老民主党人正在围绕党内政治路线展开激烈竞争；目前推出的“美国救助法案”、“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很大程度上受到激进左翼思想影响；“绿色新政”是拜登想做的，但也更多受到进步派催动；可以说，拜登本人的特性是主流建制派，但他到目前为止的政策正越来越显现出激进的左翼特征。如今的美国已完成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交替执政的第一个循环，未来会在拉美化的道路上走多远，这是事关美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对美国前景进行对比的第四个视角来自于美国前任，即“英国化”。厉以宁前辈在《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一书中归纳了英国作为老牌帝国陷入衰败的四大原因，分别是“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殖民帝国的过度扩张”、“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和“传统精神的枷锁束缚”。我们将当年的英国和如今的美国对比一下：拜登政府仍在反复唠叨的那些价值理念，是否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传统精神枷锁？美国基础工业也出现某种形式的“空心化”，拜登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链政策会不会对此有所改变？拜登大手笔增加社会福利投资，会不会造成像英国那样压垮国家财政的社会福利负担？关于美国是否过度扩张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美国现在摆出“美国回来了”的架势，这会不会给自己带来过高的海外行动成本，从而让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海外行动变得不可持续？如果美国避免不了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这些共性弊端，那么美国的衰败和收缩就是迟早的事。

在上述四种前景中，直观的感觉是：前两种对美国是“好”的，而后两种对美国乃是不祥之兆。

从新世纪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追问“美国到底向何处去”；如今我们则不得不更加迫切地追问：美国的衰落到了什么程度？美国到底还能不能“好”起来？我们最终会见到一个什么样的美国？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最符合（或最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某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加积极地介入对这一趋势的管理，以便让其破坏最小化？这一系列追问之所以说迫切，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尚能以学术审美的心情、作壁上观的姿态，或者至少是随国际学术同行的“大流”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如今，中国被锁定为“头号对手”，而我们也为自己定下更为高远的战略目标。躲在大树后面是不行了，没有谁再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甚至没有谁与我们处境相同；因此我们的研判必须基于中国立场、中国利益、中国视角、中国方法，做出的研判必须精准到位、管总管长，容不得丝毫差错。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