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为何罗马抛弃了罗马,而中华选择了中华?
2021年04月16日  |  来源:瞭望智库  |  阅读量:8213

3 再造一统

西晋崩溃后,天灾人祸,基层政权完全崩坏。北方遍布“坞堡”,百姓依附强宗豪族聚居起来自我保卫。战乱导致土地抛荒,一方面流民无地,一方面豪强趁机多抢多占。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公元485年,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其中,“露田”是要种粮征田赋的,耕农去世后还给国家,再分配给下一批青壮年;而“桑田”是种桑麻枣榆之地,不用归还,可以留给子孙。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此后,强者仍强,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从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与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针对的是乱世中的豪强割据。豪强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层,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汉式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负责征税与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重建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

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如“察举制”被发展为“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流民成为豪族的私属,朝廷无法掌握,以至于六朝300年,“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増长”。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陈寅恪、钱穆都认为,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这种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实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大索貌阅),还开创了科举制。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当然,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发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也从未含糊过。这比东罗马强,拜占庭存在1000年,为统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而东晋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虽然都未成功,但谁也不敢宣布放弃。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4 汉化与罗马化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绘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

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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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文交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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