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德、中、俄五国代表6日会聚奥地利维也纳，与伊朗和美国的核谈判代表分别举行会谈，美伊以“间接谈判”方式讨论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取消对伊制裁、各方全面履行伊核协议等问题。这是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伊首次间接谈判，释放出双方改善关系、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信号。

拜登调整政策，被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特朗普时期，美国依靠军事硬实力、超级遏制政策对伊朗极限施压，甚至扬言让伊朗“一滴油也卖不出去”。但伊朗没有屈服并且暂时渡过难关，一边巩固地区大国地位，一边与中俄等通过“背靠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特朗普政府以压促变的政策未能奏效。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在中东面临伊核、也门、叙利亚、巴以、利比亚、难民、抗击新冠疫情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拜登对伊朗采取“接触+遏制”的两手政策，通过军事行动给伊朗画红线，阻止伊朗向伊拉克、也门和地中海东岸地区渗透，同时和欧洲盟国一道，利用多边国际机制束缚伊朗发展核计划的手脚。

但维也纳间接谈判，也只能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会谈以试探对方底线为主，伊核问题的软着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敦促伊朗先停止铀浓缩，伊朗则要求美国取消对伊全面制裁，并拒绝美方提出的两国非正式直接会谈的提议，而一揽子解决伊核问题更加困难。

首先，拜登政府在伊核问题上仍然举棋不定，政策模糊。尽管拜登用了不少奥巴马时期的班底，包括任命奥巴马政府高级外交顾问罗伯特·马利为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此人曾是奥巴马政府参与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的关键成员，但经过六年发展，中东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对于特朗普任内在伊核问题上挖下的“大坑”，拜登政府短期内回天乏术。伊朗原本认为拜登会转而对伊朗采取接触政策，甚至主动缓和对伊关系。没想到拜登上台后，先对叙利亚境内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发动空袭，接着加大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警告各国不得与伊朗开展经贸合作，否则将沿用美国国内法对合作方进行制裁，这加大了伊朗对拜登政府战略意图的猜疑。

其次，伊朗鲁哈尼政府也很难做出实质性让步。2015年伊核协议的达成，成为以鲁哈尼总统为代表的伊朗温和派的重要“政绩”，但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领导人作为制裁对象，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实施定点清除，去年11月伊朗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也遭暗杀身亡。这些都极大破坏了伊朗对美国的信任。

再次，美伊对伊核问题的症结认识不同。伊朗政府认为，美伊的争端是如何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而美国认为症结是“伊朗问题”，因为美国不仅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还要通过“修约”方式阻止伊朗发展弹道导弹，反对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瓦解伊朗在以色列等美国盟友周边建立的“什叶派抵抗联盟”。说白了，美国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军事遏制、外交孤立、政治封锁、经济制裁、战略传播等综合手段，把伊朗的影响力推回去，甚至达到更迭伊朗政权的终极目标。这当然是伊朗不可能接受的。

最后，拜登政府和鲁哈尼政府推动伊核问题的政治解决均面临掣肘。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力量，尤其共和党与亲犹太势力反对同伊朗改善关系，反对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等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也担心伊朗“拥核崛起”、成为中东地区核大国。去年12月，伊朗议会通过法案，敦促鲁哈尼政府在美国制裁没有松动的情况下，继续突破伊核协议限制。到5月底，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的三个月临时协议将到期，留给两国政府改善关系的时间不多了。今年6月，伊朗将迎来总统选举，保守派势必利用伊核问题向温和派力量发难，所以鲁哈尼政府很难有所作为。

总之，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后，美伊剑拔弩张，双方以“斗勇”为主；在接下来的美伊博弈中，双方会“以两手对两手”，既“斗智”又“斗勇”。伊核问题的解决需要包容性对话，靠“说服”而不是“压服”，坚持相互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式的审判。伊朗核危机的升级，源于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伊朗随后突破核协议部分条款，包括增加离心机数量与核材料储备，将铀浓缩的丰度提高到20%，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小组在伊朗的核查和监督活动。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应无条件重返伊朗核协议，取消对伊制裁，停止以“长臂管辖”方式破坏伊朗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共同维护中东核安全。正因以上种种复杂因素，美伊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坚冰难以在短时间内融化。（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