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经济循环理论作了系统阐述，指出一国经济的大循环由微循环、中循环、总循环三个层次构成。其中，产业资本循环即企业循环，属于微循环，是经济中最基础的循环层次。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国刚认为，“十四五”期间，要实现国内大循环，就要构建能够有效支持国内大循环的金融体系，由此，必须激活横向金融机制。

商业信用是基础

在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循环中，金融机制实际由两个系统组成。一个是横向系统，也叫商业信用体系，其内生于实体经济，是实体企业相互间的金融体系；另一个是纵向的系统，即银行体系。王国刚表示，对实体企业而言，商业信用是内生的，属于直接金融；银行信用是外生的，属于间接金融。商业信用建立在实体企业间的产业关联、市场关联、技术关联和信息关联的基础上，又有商品购销的产业链供应链支撑，与银行信用相比，它的风险更低。

王国刚指出，横向金融的工具很多，如商业票据、提货单、仓单以及实体企业间的借贷、公司债券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了应收账款证券化、商业信用卡、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等。

“商业信用在国际间贸易中是个普遍现象，但中国确立商业信用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国刚直言，当前中国的金融机制主要偏向于纵向系统，对实体经济而言，银行信用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通过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创造存款的机制，引致资金不断膨胀、扩张。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底，人民银行发行的流通中货币（即钞票）余额为81036.43亿元，而M2广义货币总额是2149720.20亿元，M2比M0高出206万亿元。

单个银行的信用是由资本金数额、经营的专有权和经营运作质量等支持的，但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严重依赖于政府信用和财政财力。从一个国家的产业循环来讲，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应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国内商业信用机制不足

王国刚直言，当前，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国内对金融体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银行体系方面，横向系统鲜受重视；与此同时，中国的信用体系也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间接金融为主体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商业信用机制严重缺失。

商业信用被压抑，不能以规范的方式发挥作用，就将以各种畸形、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显示，“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从2019年底的59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10月的64万亿元，但与此同时，活期存款余额从2019年底的24.25万亿元减少到24.08万亿元，定期存款余额从35.29万亿元增长到了39.98万亿元。

王国刚称，在抗击疫情冲击和复工复产过程中，众多中小微企业面临着资金紧缺的艰难局面，但上述数据却表明“定期存款”大量增加，这是一个矛盾现象。在实体企业面究竟资金是紧还是松？实际上，在实体企业之间，资金的余缺分布是很不平衡的。定期存款主要来自于大型企业。从国务院在2020年7月出台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看，拖欠中小微企业货款也主要是大型企业、工程项目等。这种货款拖欠，是引致中小微企业资金紧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货款属于中小微企业的资产，一旦被拖欠，它们就不能进入中小微企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由此，中小微企业要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只好向银行申请贷款，如此一来，信用机制全部扭曲了，造成微循环的堵点和痛点。类似情况的蔓延，正是由于横向金融系统缺失造成的。将横向金融本来可解决的问题转向纵向金融体系，持续增大了纵向金融体系的风险。

激活横向金融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王国刚表示，要实现国内大循环，就要构建与大循环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必须激活横向金融体制。在商业信用上，要推进横向机制的形成，推进实体企业之间的商业交易和金融运作，将其落实到每一次的商品交易、金融投资、工程投资、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等活动中。

对此，王国刚建议，首先必须要打破金融活动是金融机构专有权的观念。企业以及居民是金融活动的生力军，不能将其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此外，必须废除禁止商业信用的相关制度，落实《票据法》的相关规定；要以商业承兑汇票为突破口，重塑微循环系统中的金融机制，改变货款拖欠状况。发展商业票据市场，发挥票据市场的定价功能，以此为基础确定银行的票据贴现率。

其次，应该稳步推进试点，以条线形展开，以大型企业和大型工程为抓手，对供货方开出商业承兑汇票，在票据市场交易，持票人见票即付，信息透明公开，形成舆论监督。

此外，要完善监管。监管不应再只将关注力放在金融机构，应覆盖到所有的金融行为上。由此，使横向金融体系或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能够在中国稳步地发育成长。 

（王国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