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从“实证主义者”到“建构主义者”
2020年12月11日  |  来源:国政学人  |  阅读量:11766


秦亚青教授

受访人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学家,曾任外交学院院长,同时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比利时皇家学院外籍院士,东盟10+3东亚思想库网络中国国家协调员。秦亚青教授研究领域广泛,是第一位将国际关系领域的建构主义流派引入中国的学者。他的最新英文著作是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采访人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的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于2015年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他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和第一位亚洲学者。他的最新英文专著是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论社会演化:现象与范式》)(Routledge, 2020)。他还是“掌中星球”新一代旅游商业平台的创始人兼CEO。

秦亚青:从“positivist”到“constructivist”

唐世平教授:感谢秦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一开始,我会问几个比较正式一点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可能都有这种印象,就是您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尽管我知道这个标签比较“俗”,但我想确认一下。

秦亚青教授: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但是建构主义以什么样的标签去命名它?如果以美国“主流建构主义”这种标签命名,确实我不是。(采访者注:在当时,可能秦老师也觉得美国的“主流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是Wendt。)

唐世平教授:那么您觉得美国的主流建构主义,除了Wendt,您还比较欣赏谁?

秦亚青教授:我想第一个就是Wendt,因为从他开始,他把它弄成了一个美国式的理论体系,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对后来有些从规范视角去研究国际关系的人也是比较欣赏的,因为后来他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个规范研究议程。我觉得像Finnermore在开创规范研究方面也是有功劳的,尽管当时她做得很简单。

还有一个人我确实很佩服,但始终有些东西看不懂,就是Friedrich Kratochwil(德国学者),我曾经一度想把他那本书翻过来,后来放弃了。从他做的学问来说,我是很佩服的。但是我和他的理念不完全一致,他主要是往法律上靠,整个规范体系近似一种法律体系。

后来,包括一些很年轻的美国学者,从各种不同视角来做规范的这些人,我感觉有些做得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做得很认真。比如有一个学者给我的启发很大,叫McKen。他有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很欣赏,是在IO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谈了规范退化。就是所有人都在拼命研究规范传播、规范发展、规范传播机制的时候,他开始考虑规范退化问题。(采访者注:你看,秦老师同样也欣赏不同视角的研究。)

唐世平教授:在这里,我想插一句,在建构主义里,事实上我觉得有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比Wendt还早,例如Adler,您对他的工作,或者说您对后来一些做规范的,比如Ian Clark(当然我认为他也更加靠法律),有什么看法?

秦亚青教授:是这样,我觉得对某个学者的熟悉和了解的偶然性很强,对吧?很奇怪,我在美国最后考comprehensive test(博士综合考试)的时候,Wendt已经被列进去了,当时他只是有一些文章,书还没有出版。我当时最看不懂的就是他的东西,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记得很清楚。我上学时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一个小天才,他是搞新马的,所以他就把建构主义这个东西弄过来了,他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在IO上发文章了。但是他后来越来越向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在主流就不占据什么位置了。他是巴西裔,记不清他叫什么了。

唐世平教授:前面您讲的那个德国学者我大概知道,我老是拼不出他的名字,应该是Friedrich Kratochwil。这一批人中,有很多是来自德国,或者深受欧洲大陆的影响,比如Habermas,Giddens,还有Foucault。Foucault其实一直在所谓的美国主流IR中不太受重视,事实上在欧洲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秦亚青教授:我觉得包括Foucault,他们做的东西确实很令人深省。第二个偶然现象是,当时我们请来了一些外教,Alan Carlson(康奈尔大学)在外交学院做过两次外教,他是Wendt的学生,和他的讨论比较多,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一些认识,我感觉是有一些偶发现象在里面。还有一个人就是Onuf,我准备明年(2015年)把他请过来,他也基本上答应来了。这就和过去学语言有点关系。

唐世平教授:美国主流建构主义非常强调观念的作用。那么我觉得您至少在这一点上,跟他们是有很多的重合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对美国主流建构主义,特别是Wendt所代表的“结构建构主义”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怀疑。我认为Wendt最大的问题,或者是追随他的一部分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是整体主义。我个人认为整体主义的理论都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因为它直接走到了一个“集体主义”的极端。我认为,建构主义必须有一些微观的基础,这些微观的基础可能就是社会心理学或者是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换句话说,如果要讨论“观念(idea)”,必须要有微观的前提。比如Jervis就说,他是最早的“建构主义者”,因为他讨论了形象的建构等等。我想问一下,您对这个怎么看?

秦亚青教授:在研究方法和具体的层次方法上,我从来也是主张多元化,我坚决反对任何事情搞一元。从结构上研究,就是从整体上的这种研究方式,我感觉到有问题。

确实,你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但是它(指“整体主义”)既有问题,也必然有它的好处。它的相对好处是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占据这种大理论地位,就是因为他们很符合美国的科学主义精神。不管他们自己看没看,说没说,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语言结构的影响。但是反过来讲,微观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像Legro他们做得都很好,他做“团体文化”,他的那篇文章我觉得很经典,我也让学生读了,就是二战时期使用潜水艇等武器之类的规范。就好比军队文化,他觉得可使用他就会使用,他如果觉得不可使用,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用的。那么这个就涉及到单元层次的一些具体微观层面。我是觉得都很有用处,关键在于任何一个人的研究显然有一个切入点,有些可能从这个点切入,有些从那个点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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