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领导世界”被视为理所当然，至少华盛顿特区的人总是持这一看法。二战后的70年间，美国一直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大多数美国人可不想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所以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美国人民把国际主义者拜登选上来，美国就会像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声称的那样重回“首席”（the head of the table）。但是，全球领导权并不是美国的特权。
特朗普用尽手段与美国领导世界的传统相决裂。尽管美国大多数盟友都持一种“只要不是特朗普，其他人谁上都行”的倾向（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以色列和沙特），但是若想在世界上重塑美国的积极形象，仅仅声明美国重回世界，重回特朗普之前的游戏规则，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必须接受其全球地位的根本性改变。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由世界的边缘走向了世界之巅，现在则回落于世界之中，这样的转变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风光不再的民主样板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诩为“世界上最伟大民主政体”的美国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存在：在短短的两个十年内，有两位美国总统被发起弹劾；2000年的总统大选竟然由最高法院来做最后的裁决；伊拉克战争也引发了国际争议；金融危机则波及了全球。2008年，美国人民选举了举世瞩目的黑人参议员为美国总统。仅仅8年后，就出现了180度反转，选出了一个持种族主义观点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指责美国的盟友应当为美国的沉疴负责。
如果像思考货币那样来思考政治，即在平衡区的波动起伏中来衡量稳定性，那么美国的盟友凭什么会相信，如果特朗普落选了，美国政治就能长期停留在政治平衡区之内呢？与之相反，即使是最紧密的盟友也将想办法对冲它们的赌注，以防美国在下次大选或2022年中期选举后再次做出转变。
美国国内政策的表现很难称得上是有效治理的典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1个成员国家中，在社会公正方面，美国只排在第27位，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如此。40年来，美国经济方面越来越不平等，“绝望中死去”的人数在迅速增加。系统性种族主义在抹黑美国的海外形象——在过去，美国可是民主、公正和法治的捍卫者。
用普利策奖得主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的话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痼疾”。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正好暴露了这些痼疾。没有哪个国家在处理新冠疫情的时候是完美的，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像美国这样内斗得如此剧烈，被封锁的抗议者们竟公然在立法会议上炫耀枪支。美国疾控中心曾被视为全球疾病监测与控制的典范，但如今也已被贬低和削弱。
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总和。即使经济持续低迷，美国仍在竭力地摆脱政治乱局。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人相信美国可以提供可靠的全球领导力？权力政治之父汉斯·摩根索就强调，有必要“努力创造一个可供他国效仿的榜样”。
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国国内仅有17%的民众信任政府，那凭什么要让他国信任美国呢？
从孤悬海外，到立于巅峰，再到身处其中
在美国立国之初的一个半世纪，美国利用其远离欧洲和亚洲的地理距离优势，远离世界的纷争。美国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而是会选择在合适的时机和地点介入。在1945年后，美国立于世界之巅，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和外交上都处于统治地位——1991年苏联解体后更是如此。
今天的美国，不再是世界的边缘，也不再立于世界之巅，而是身处世界之中，在塑造世界的同时，也在被全球性事件和全球化力量所塑造。
当前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哪个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可以凌驾于他国之上的那个世界了。国家间关系的转变使得过去那种统治变得不再可能。
安全威胁会使国家之间团结起来，甚至可以超越利益上的分歧，这时强国最容易把控局面，形成统治。19世纪早期的局势就是如此，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出现了欧洲协调机制；在冷战之后，美苏两国视对方为生存威胁，各国开始站队，择一强国寻求庇护。
21世纪尚未出现什么首要的和共有的安全威胁。小布什总统没能在后“9·11”时代塑造一个以反恐为形式的全球威胁。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强大，它将成为美国未来几十年首要的竞争对手。美国试图挑起一种“恐中情绪”，但是对那些希望与两国都保持关系的国家来说，吸引力很有限。
今天的世界，威胁和利益都相对分散，没有哪个国家会觉得只与某个主要大国维持一个排他性的双边关系会是最好的选择。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真的害怕苏联会入侵或是颠覆它们的政权。如今，很少有国家有类似的恐惧了，相应地，没有哪个国家会觉得有必要选边站。
即使特朗普政府给了以色列极大的支持，但中国现在仍然是以色列最大的亚洲贸易伙伴国，来自中国的投资与日俱增。沙特也是特朗普钟爱的国家，但是在核武器项目上也可能倒向中国。
在冷战期间与之后，美国是一个有实力的保护者，这是由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决定的。但如今，美国在这两方面的影响力都难以重现。尽管美国的军事力量仍可以通过北约和印太伙伴国形成延伸威慑，但是长达20年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不仅耗费了美国6万亿美元，更说明了军事优势在实现战略目标方面的效用很有限。
1951年，美国GDP占全世界GDP的51%，1991年占到25%，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跌至15%。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和朝鲜的制裁背后是沉重的经济代价，还没能实现美国想要的结果。
在冷战期间，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将世界划分为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划线有其局限性。民主同盟是美国的天然伙伴，集体行动政策仍然是对付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专制国家的最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国在拉拢非民主国家形成盟友或伙伴国的时候，就算不是虚伪矫饰，也总是显得反复无常。在冷战时期乃至今天的世界，在像军控、核扩散、气候变化，以及我们熟知的疫情防控等议题上，都需要美国和专制政体形成合作以实现美国的目标。
事实上，新冠疫情与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深处世界之中，而非凌驾于世界之上。即使美国有着第一流的国内防疫政策和气候变化管控，美国也会深受他国行为的影响，在世界面前显得脆弱不堪。2018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是1.6万，而气候变化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有40万，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还要增加50%。应对这类威胁是全球共同的事业。
领导，但要吸取教训
美国仍然非常强大，但是处于世界之中而不再是世界之巅的美国，应当反省且审慎，而不是以复辟主义的方式回归国际主义。华盛顿需要认识到，其他国家也可以而且必须充当全球领导的角色。在未来，美国只能在少数议题上一家独大，而在有些事务中其他国家更适合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国内舆论支持这种做法，68%的民众更倾向于美国与他国分享而非独占全球领导权。
即使拜登胜选，也很难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多边协议，比如《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在这些地方应当更进一步。即使特朗普没有违背《巴黎气候协定》，就算所有国家都按计划兑现承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将接近本应排放量的两倍。因此，拜登政府不仅应该重新加入，而且应该推动巴黎协议的升级版，使签署国的承诺更具约束力和可执行性。拜登可以利用党内进步派的活力和热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大做文章。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民调显示，如果拜登这样做，将会得到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的支持。
至于伊朗核协议，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防止核扩散，同时为管控美伊关系奠定一个长期的基础。如今，伊朗核协议的落日条款即将到期，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重新加入协议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相关方需要更强有力的最新协议。但是德黑兰对美国重新加入协议的持久性持一种怀疑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欧洲人仍然对特朗普施加给他们的二级制裁愤怒不已。
一个经过反思的国际主义需要重新评估美国盟友的状况。美国既不应当自动维持也不应当贸然终止长期承诺，但美国确实需要根据当前的国家利益重新调整它们。跨大西洋关系是一个很好的着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