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战争是伊拉克政治的分水岭。萨达姆垮台解除了政权对伊拉克什叶派的高压控制。战后伊拉克动荡的局势和宗教吸引力让纳杰夫成为什叶派民众众望所归的圣地，伊拉克弱国家强宗教的特性由此显现。正是这种独特的背景让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走上伊拉克政治宗教舞台的中心，成为集宗教威名和政治影响力于一身的领袖。
一、战后伊拉克弱国家强宗教特色与西斯塔尼的崛起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原有的政治宗教结构发生了逆转，伊拉克加速成为什叶派国家。从政治上看，人口数量占优但被强权欺压的什叶派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并一举扭转了萨达姆时期人口占劣势的逊尼派（30-35%）统治人口占优势的什叶派（65-70%）的状况。从宗教上看，伴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推行宗教自由和去复兴党政策，以前遭受歧视的什叶派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人数优势和基层宗教建制的逐渐完善让什叶派迅速成为伊拉克的主流教派。
尽管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宗教结构发生逆转，但伊拉克在打碎旧秩序的同时并未同步建立起新秩序：一方面，种族和教派成为伊拉克政坛的断层线，并形成了独具伊拉克特色的宗派政治。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各自为政相互仇视。以总理马利基为代表的什叶派政客垄断权力，排斥逊尼派和库尔德。逊尼派因为人数劣势、与萨达姆的干系、去复兴党政策、军队解散等因素成为伊拉克新一轮权益分配的受损者，在新政府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逊尼派中的极端派更是勾结萨达姆旧部和恐怖组织报复伊拉克民众和新生政权。[1]伊拉克库尔德尽管在战后获得自治权但得陇望蜀，趁伊斯兰国肆虐之际举行独立公投谋求从伊拉克分离出去。这样战后伊拉克政府非但没有成为领导核心和团结纽带，反而成为政客争名夺利相互倾轧的舞台。
另一方面，政权更替并未实现国家功能的顺利切换。伊拉克政府难以向民众提供基本的经济和安全保障。受制于国家功能失制和安全与经济公共产品缺失，伊拉克国内矛盾丛生冲突不断。这些冲突既有美军同激进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也有逊尼派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以及逊尼和什叶内部派系之间的冲突。伊拉克有限的军队和警察难以平息各方连绵不绝的冲突。暴恐袭击、教派冲突、社会动荡成为了伊拉克的常态。2014年6月，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伊斯兰国打击下溃不成军，直接导致数以百万计伊拉克民众四散逃亡沦为难民。这次兵败彻底击溃了民众对伊拉克政府的信心，加剧了民众对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感。伊拉克沦为人人自危的崩溃国家。
伊拉克恶劣的经济和安全形势为什叶派宗教填补权力真空提供了机遇。伊拉克民众被迫转向宗教、种族、部落等次国家行为体寻求认同和帮助。什叶派宗教在伊拉克战争后快速崛起，通过清真寺、医院、培训学校等宗教网络向信众提供救助和慈善服务。什叶派同信众之间的双向需求推动伊拉克社会朝着什叶化的方向发展。伊拉克由此呈现了弱国强宗教的状况。即当中央政府式微时，宗教和宗教领袖将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成为伊拉克一呼百应的人物。
综合来看，西斯塔尼具备以下优势：第一，政治高压下坚守信仰让西斯塔尼成为什叶派的灯塔。自从1921年伊拉克建国以来，无论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还是哈希姆王国时期，无论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奎萨姆当权还是复兴党执政，伊拉克的什叶派都被国家掀起的威权化、现代化、世俗化潮流所裹挟，利益受到极大侵害。[2]萨达姆当政时期，伊拉克什叶派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1993年，萨达姆发起的信仰运动将什叶派信仰宣布为非法，并采取禁止阿拜因朝觐、关闭什叶派清真寺等政策。什叶派尽管在1991年和1999年先后发动起义，但都以萨达姆更残酷的镇压而告终。萨达姆的政治打压让伊拉克什叶派遭受了重创，以纳杰夫为代表的什叶派宗教体系更是首当其冲。纳杰夫宗教学院的教士和宗教学生从20世纪60年代的2万名急剧减少到3,000名左右，绝大部分教士和学生或被驱逐或流亡海外。被尊奉为马尔扎耶的纳杰夫主持西斯塔尼也被软禁并不得从事伊斯兰研究，尽管如此，但西斯塔尼仍然选择在纳杰夫坚守，最终西斯塔尼熬过了萨达姆的政治迫害迎来了春天。西斯塔尼的坚守赢得了什叶派信众的普遍赞誉，将其视为现代版的伊玛目侯赛因，以无畏和抗争诠释了什叶派信仰。西斯塔尼成为伊拉克克里斯马型的精神领袖。
第二，千年圣城纳杰夫提升了主持西斯塔尼的宗教地位。什叶派以崇尚伊玛目著称，留存伊玛目圣迹的城市被什叶派信众尊崇为圣城。这些圣城包括伊拉克的纳杰夫、卡尔巴拉、卡迪赫米亚、萨马拉，伊朗的马什哈德和沙特的麦加和麦地那等。纳杰夫更以拥有伊玛目阿里清真寺被奉为什叶派第一大圣城。20世纪伊拉克实行的世俗化和两伊敌对阻碍了什叶派信众前往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朝觐。伊朗国王巴列维和伊拉克萨达姆的倒台掀开了两伊什叶派复兴的新篇章。圣城数量更多、宗教地位更显赫的伊拉克吸引着全世界的什叶派信众前往朝觐，千年圣城纳杰夫得以重现昔日的宗教荣光。作为纳杰夫主持的西斯塔尼，见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什叶派复兴，并享受着什叶派信众的无上尊崇。
第三，西斯塔尼是什叶派地位最高的马尔扎耶。在教义上什叶派强调见贤思齐，主张信众在宗教实践中至少以称作伊智提哈德的导师为榜样效仿其言行。而马尔扎耶则是地位最高的宗教领袖，只有极少数具备博学的宗教素养、更高的个人德行、远离政治和商业的大阿亚图拉才能出任。[3]马尔扎耶的职责包括向信众解释《沙利亚法》，为信众答疑解惑，提供宗教礼仪服务等。信众则向马尔扎耶效忠，通过宗教布施或缴纳宗教税供养马尔扎耶。由于人数众多，马尔扎耶会指派自己的伊智提哈德或宗教代表指导信众并由此形成不同的层级。代表人数和层级数量决定了马尔扎耶的威望。什叶派这种伞状结构让马尔扎耶处于众星拱月的地位，而纳杰夫的马尔扎耶西斯塔尼是全世界什叶派敬仰的宗教领袖，地位最显赫威望也最高。西斯塔尼在2005年更是被伊拉克政府认定为大马尔扎耶。
第四，政治上的选择性参与和中间人角色增加了西斯塔尼的声誉。以政治参与为标准，什叶派教士可以划分为行动派和安静派，西斯塔尼则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安静派。西斯塔尼并非身居清真寺不问政治，而是在伊拉克危难之际会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帮助国家解困。在危难解除后又返回清真寺。西斯塔尼主要通过发布宗教法令来发挥影响力。西斯塔尼发布的宗教法令主要内容包括：督促美国尽快向伊拉克移交主权（2003年6月）；呼吁教派和解（2006年）、呼吁民众武装抵抗伊斯兰国（2014年6月）、敦促马利基下台（2014年6月）、打击伊斯兰国的募兵令（2014年6月）等。由于西斯塔尼的什叶派信众众多，并遵循“平时听从巴格达，周末听命纳杰夫”的原则，积极响应西斯坦尼发布的宗教法令。这让西斯塔尼获得了巨大的宗教和政治影响力。此外，政治中间人的角色也给西斯塔尼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面临向伊拉克特别是是人口占优的什叶派移交主权的问题。但是什叶派内部既有激进反美的萨德尔、温和但同美国保持距离的西斯塔尼、还有流亡伊朗既亲美又亲伊朗的达瓦党和伊拉克伊斯兰全国委员会。最终美国选择倚重达瓦党和全国委员会。但是达瓦党和全国委员会缺乏本土的民众支持，需要借助本土重量级人物维系统治，而西斯塔尼是最佳的人选。西斯塔尼由此成为美国与什叶派、达瓦党和当地什叶派、民众与政府、什叶派派系内部之间的粘合剂和中间人，并由此在各方势力中拥有较强的政治议价能力。[4]
更重要的是，西斯塔尼既不居功自傲也不眷恋权力。在引领伊拉克走出困局后都会回到清真寺。西斯塔尼更像是乱世的隐者，既恪守宗教本分又关心伊拉克命运。
二、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与伊拉克战后的国家重建
萨达姆倒台为伊拉克什叶派复兴打开了机会之窗，而占领者美国强调尊重宗教信仰和族群利益，这让西斯塔尼看到什叶派得以复兴的千载机遇，西斯塔尼从专注于宗教转向了政治，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中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从西斯塔尼的宗教诉求、具体举措和事态演进来看，西斯塔尼怀有复兴以纳杰夫为主体的宗教体系的宏大构想，。
西斯塔尼的什叶派复兴构想包括：（1）什叶派不应该再被压迫，而要成为伊拉克伊斯兰教派中的主流和主导者；（2）什叶派复兴的核心是纳杰夫的复兴，建立以纳杰夫马尔扎耶为权威、以纳杰夫宗教学院为主导，以清真寺、基金会、慈善机构为依托的宗教体系；（3）什叶派体系要有相对独立性和自决权，有权自主处理与宗教相关的宗教捐助、教士任命等事务；（4）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上，宗教人士既要超脱于国家管理之外，又要有权向政府提供咨询，监督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行为；（5）在纳杰夫和伊拉克的关系上，纳杰夫宗教体系就像是伊拉克的国中之国。伊拉克是保护纳杰夫免受侵害的坚硬外壳。。
为实现上述构想，西斯塔尼采取两手政策来推进实施：第一，向伊拉克政府争取什叶派的自主权。经过西斯塔尼的积极运作，伊拉克通过宪法和法律肯定了纳杰夫宗教机构的自我管理权，具体包括（1）宪法确立什叶派信仰和圣城在伊拉克的崇高地位。2005年《伊拉克宪法》第10条规定，什叶派圣陵和宗教场所是伊拉克主要的宗教和文明实体。国家有责任维持什叶派圣陵的纯洁性和安全，保障什叶派信众在圣陵从事宗教仪式的自由；宪法第43条规定，伊拉克各个宗教教派的信众都拥有祈祷和从事宗教仪式的自由，其中包括从事与伊玛目侯赛因相关的纪念活动[5]（2）赢得财务自主权。2003年8月，伊拉克宣布撤销萨达姆时期设立的捐助与宗教事务部，成立什叶派捐助管理局等管理机构。什叶派捐助管理局自主管理与什叶派相关的宗教捐款和捐助。（3）赢得宗教事务自主权。2005年12月，伊拉克议会通过《圣城和什叶朝觐场所管理法》，规定任命伊拉克各个圣陵的最高管理者需要得到纳杰夫大马尔扎耶的人口，这也是伊拉克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纳杰夫对各个圣陵的监督权。2012年，西斯塔尼敦促伊拉克议会通过《什叶派宗教捐助法》，规定未征得大马尔扎耶的同意，宗教事务管理局不得干涉宗教学校的内部事务。[6]
第二，着手恢复以纳杰夫为核心的宗教体系。西斯塔尼重建什叶派宗教体系的主要举措包括：（1）复兴以纳杰夫学院为核心的宗教体系。西斯塔尼和穆罕默德·法耶德、穆罕默德·哈克姆、巴什尔·纳杰夫伊（纳杰夫四杰）一起重建纳杰夫宗教学院，并通过招收新教士新学生，增设宗教课程等措施来扩大影响，将纳杰夫学院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2）通过派驻宗教代表和设立办公室来拓展什叶派的宗教影响力。为此西斯塔尼在伊拉克每个什叶派社区都派驻了宗教代表，并在伊朗、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科威特、沙特、印度、巴基斯坦、英国等国开设西斯塔尼办公室，用以管理与伊拉克什叶派相关的宗教事务。西斯塔尼在伊朗的开拓卓有成效，先后在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等地开设办公室，处理与伊拉克什叶派相关的事务。（3）以宗教机构为依托，构建什叶派公民社会。西斯塔尼利用掌控的资源在巴士拉、卡尔巴拉、阿玛拉赫、库法、纳斯利亚赫等地建立清真寺和基金会，并开设慈善医院、培训学校、图书馆、天文台等公益机构，为当地民众提供必要的救济和帮助。（4）以朝觐和投资来拉动地方经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是什叶派信众朝觐的两大圣城。阿巴因朝觐期间会吸引数百万信众参拜，极大拉动了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餐饮、住宿和旅游行业，并给当地居民带来充足的就业机会。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宗教机构同当地民众形成了经济伴生关系。2017年，财力雄厚的伊玛目侯赛因圣陵管理委员会还出资1.25亿美元同英国成立合资公司建设卡尔巴拉国际机场。伊玛目阿巴斯圣陵管理委员会成立专业投资公司投资建设医院、学校、食品厂等。（5）通过招募民兵和志愿者保卫圣陵。2014年，西斯塔尼发布打击伊斯兰国的募兵令。在招募的民兵组织中有四支向西斯塔尼效忠的圣陵军，他们的基本职责是保护纳杰夫、卡尔巴拉等地的圣陵、清真寺和什叶派民众的安全。民兵和志愿者成为纳杰夫宗教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在西斯塔尼的努力下，什叶派宗教体系得以复兴，并成为对伊拉克政治、宗教、经济、军事构成一定影响的实体。
尽管如此，西斯塔尼深知政教关系的利害，他深知要保障伊拉克的什叶派宗教体系不受伤害，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让伊拉克政府成为什叶派的保护者，动用国家的力量保护什叶派。否则再精致的宗教体系也容易被更强大的外部势力所毁灭。为此西斯塔尼积极参与伊拉克的国家构建，目的是让伊拉克捍卫刚刚复兴的什叶派宗教体系。西斯塔尼在敦促美军移交主权、制订宪法、打击伊斯兰国上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美军占领期间，西斯塔尼积极呼吁美国尽快尽早地向伊拉克移交主权。西斯塔尼表示，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忍美国在伊拉克驻军，但美国驻军不能无限期延长，否则将影响伊拉克人民行使主权。伊拉克是伊拉克人民的伊拉克，美国应当积极稳妥地向伊拉克移交主权，而不是谋求长期占领伊拉克。[7]由于美国采取的是先制宪后移交主权的做法，为防止美国做幕后交易出卖什叶派，西斯塔尼在2004年6月表示，伊拉克制宪会议的成员不能由美军临时权力机构任命，而是应当由伊拉克人民直接投票产生。在制宪委员会制订并通过伊拉克宪法草案之后，宪法草案应当提交全民公决通过。由于什叶派民众占据多数，西斯塔尼上述的表态能够保障伊拉克的国家权力最终掌握在什叶派手中。美国事后也基本尊重西斯塔尼的意见推进主权移交。
在制宪问题上，西斯塔尼赞同在伊拉克实行宪政，并详细阐述了他对制宪的具体看法：（1）不反对在伊拉克建立世俗、民主、联邦制的政府，伊拉克不能以宗教教派和民族划线，建立各个民族教派共存共生的联邦制国家；（2）宪法既能加强人民主权，也能加强伊斯兰；（3）不寻求实行《沙利亚法》，但伊斯兰应当是伊拉克法律的重要来源；（4）宗教人士要有独立性，有权监督法律。[8]西斯塔尼的上述看法最终都在《伊拉克宪法》得以体现。
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2014年伊斯兰国的肆虐让伊拉克生灵涂炭国将不国，摩苏尔陷落更为伊斯兰国打开了南下通道，萨马拉、纳杰夫、卡尔巴拉等圣城都裸露在伊斯兰国的铁蹄之下。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西斯塔尼在2014年6月11日发表募兵令，呼吁所有强健的什叶派民众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和什叶派圣迹，伊斯兰国是打着伊斯兰旗号的邪恶势力，抗击伊斯兰国不仅是信众的职责也是应当履行的宗教义务。[9]西斯塔尼的募兵令让伊拉克一夜之间涌现出数十万名什叶派民兵，他们组成一道伊斯兰国不可逾越的防线，遏制了伊斯兰国的疯狂进攻。募兵令成为扭转反恐战局的关键。西斯塔尼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本由政客和军人承担的责任，以宗教号召力挽救了伊拉克和民众。
三、西斯塔尼什叶派构想与伊拉克国家构建之间的张力
不可否认西斯塔尼在伊拉克的国家重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西斯塔尼毕竟是宗教人士，他积极推进伊拉克的国家构建也蕴含着自己的宗教盘算。事实上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同伊拉克国家重建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张力。
第一，什叶派独大与多元民主之间的张力。西斯塔尼倡导的民主存在争议：首先，西斯塔尼的民主实际是什叶派民主。西斯塔尼强调伊拉克在战后建立民主多元的联邦制国家，呼吁民众参与政党政治。但在什叶派人口占优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西斯塔尼动员民众投票的结果必然是什叶派政党胜选并垄断伊拉克政治。因此西斯塔尼强调的民主和政治参与同寻求什叶派独大是同义反复，目的是防止大权旁落。
其次，什叶派一党独大违背了多元民主原则。民主应该体现在更充分的民众参与、更完善的组织形式和更科学的民主决策，建成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但是人口数量占优增加了什叶派政客通过选举来垄断政治的可能性，少数派库尔德和逊尼派成了政治陪衬。现行的政治选举难以保障伊拉克多元主体，特别是少数群体通过选举平等进入政府并参与决策。伊拉克需要引进保障少数族群和多主体参与的良性机制，比如出台不同民族宗教按比例进入政府的《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否则伊拉克仍是单一派系主导的集权性政治。
再次，现实烂局和能力不足让掌权的什叶派政客备受指责。什叶派政客上台后接管的实际是个烂摊子。他们既要收拾战后残局又要回归常态，既要安民也要治乱，既要推进容纳逊尼派又要防止库尔德分裂。在这些多重的任务和期望之下，掌权的什叶派难以拿出应对诸多难题的有效办法。因此尽管什叶派拿到权力，又被扔出的回形镖狠狠地击中成为众矢之的。
第二，社会什叶化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张力。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得以快速发展并推动伊拉克政治和社会的什叶化。西斯塔尼作为什叶派最具威望的，也乐见什叶派成为伊拉克宗教和政治的主流，纳杰夫建制的恢复和宗教基础设施的完善推动伊拉克社会走向什叶化，但伊拉克社会的什叶化从根本上有违民主政治：首先，什叶化在本质上属于宗教化，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中东国家能够将伊斯兰和西方民主真正结合在一起，我们难以想象宗教化的社会基础之上能够建立起民主的上层建筑。实现伊斯兰民主对中东国家来讲实际是不可触及的愿景，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的伊拉克更是如此。其次，以民族和教派划线是战后伊拉克政党政治的重要特征。无论是宗教插手政治还是建立以民族和宗教型政党，都有违民主政治中的政教分离原则。再次，由于伊斯兰被界定是法律之源，当伊拉克的政治越发宗教化和什叶化，伊拉克是否严格实行沙利亚法的问题会愈发尖锐。未来不断会有政党出于激进思想或标新立异推动伊拉克实行沙利亚法。显然无论推动还是实施沙利亚法将是对伊拉克民主政治的挑战。最后，西斯塔尼的超宪法地位有违伊拉克民主政治的初衷。西斯塔尼在推动伊拉克宪政和国家重建中的突出作用。但是咨政、监管法律和宗教、斡旋派系矛盾、募兵等举措实际赋予西斯塔尼以超越宪法的地位。宗教领袖凌驾于宪法和政党之上本身就是在挑战并破坏伊拉克的民主政治。
第三，伊人治伊与伊拉克的主权。为了实现伊人治伊的目标，西斯塔尼不惜向美军索要伊拉克主权。但在什叶派政客凭借人口占优胜选进而垄断政治的情况下，伊人治伊蜕变为什叶派治伊。伊拉克又重回少数派系垄断政治的旧路，代表性不足让伊拉克的逊尼派和库尔德心生怨恨。逊尼派同什叶派的教派冲突部分源于什叶派专权。库尔德更也以马利基专权损害库尔德利益为由寻求独立。什叶派治伊让伊拉克国内三方离心离德。事实上，当西斯塔尼推动伊人治伊必然出现什叶派治伊的后果。什叶派治伊危及伊拉克苦心构建的国家认同，也将损害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
其次，西斯塔尼与伊朗的微妙关系有损伊拉克的主权。如果西斯塔尼强调伊拉克主权和伊人治伊，伊拉克要将伊朗势力排除在外。这意味着西斯塔尼要反对伊朗支持的巴德尔组织等民兵组织，反对伊朗的革命卫队和情报部门渗透，甚至反对伊朗支持的达瓦党和伊斯兰全国委员会。[10]但是如果西斯塔尼逢伊朗必反，伊朗也会采取关闭西斯塔尼在伊朗办公室等反制措施，甚至会报复西斯塔尼本人。出于明哲保身，西斯塔尼并未公开反对伊朗，这也让出生于马什哈德的西斯塔尼同伊朗的联系受到质疑。
再次，什叶派民兵的回摆效应危及伊拉克主权。因西斯塔尼的募兵令涌现的亲伊朗什叶派民兵组织，在反恐战争后成了伊拉克的国家构建的障碍。具体表现为：（1）民兵组织表面效忠伊拉克政府但拒绝整编，依然保留原有的番号、建制和武器，侵害了伊拉克的武力垄断权。[11]（2）民兵组织出现真主党化倾向。民兵领袖在反恐战争后积极参政，民兵组织成立的法塔赫联盟在2018年选举中斩获颇丰，成为议会第二大政党联盟。既拥兵又参政让民兵组织正在成为伊拉克的真主党。（3）成为伊朗插手伊拉克的抓手。亲伊朗的民兵从伊朗的革命卫队和情报部门获得武器、培训、资金并向伊朗哈梅内伊效忠，不排除他们日益成为伊朗干涉伊拉克内政的第五纵队。对西斯塔尼来讲，无论是实现什叶派构想还是推进国家构建，整肃民兵势在必行。但西斯塔尼发布整肃令必将危及他同伊朗的关系。由于伊朗已经将民兵组织视为控制伊拉克和同美国博弈的抓手。因此伊朗对西斯塔尼危及亲伊朗民兵的举措十分警惕。
第四，西斯塔尼的什叶派王国与伊拉克的国家构建。在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中，他寻求在伊拉克内部建立纳杰夫为主的什叶派宗教体系，如果我们将西斯塔尼的什叶派宗教体系比作是王国的话，那么纳杰夫王国就是伊拉克的国中之国，西斯塔尼则是王国的国王。纳杰夫王国同伊拉克的关系是内核和外壳的关系。西斯塔尼期望伊拉克这一外壳足够坚硬也足够强大。对内能维系各个民族教派的团结，对外能抵御伊朗、沙特等外部势力的渗透和侵扰。
而且伊拉克国家外壳的强硬完好是纳杰夫王国存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西斯塔尼呼吁的联邦主义、教派和解、反对外部干涉的背后，无不蕴含着保护纳杰夫王国的宗教理性。如果库尔德另立门户走向独立，如果伊拉克国内教派冲突不能够平息，如果伊斯兰国不能被消灭，如果伊拉克成为美国和伊朗对峙的新阵线，伊拉克这一国家外壳都可能会破碎，西斯塔尼苦心构建但十分脆弱的什叶派王国也会遭受极大的外力冲击走向覆灭。当前伊拉克最迫切的问题是要合众为一，让逊尼派和库尔德同什叶派实现和解，解决国内的矛盾与纷争，否则伊拉克的国家构建将会失败，进而威胁西斯塔尼的纳杰夫王国。
四、西斯塔尼现象与伊拉克的国家构建
（一）西斯塔尼现象与伊拉克的政教分界线。战后伊拉克乱局和什叶派复兴将纳杰夫主持西斯塔尼推崇到了神一样的高度。自身的克里斯马气质、纳杰夫的宗教神光和什叶派信众的虔诚效忠，让西斯塔尼成为伊拉克万众敬仰的领袖。西斯塔尼被神化其实是伊拉克国家失序、社会动荡和民心思变的特殊氛围下出现的独特现象。什叶派政客期望西斯塔尼为自己的信用背书，什叶派信众期望西斯塔尼恢复纳杰夫的千年荣光，伊拉克民众期望西斯塔尼力挽狂澜救国救民于水火，这些多重诉求的背后反映出伊拉克民众期盼救世主的社会心理，这也是他们对伊拉克国家体制极度失望之后的应激反应。
但是西斯塔尼并不是神。盛名之下，西斯塔尼的局限性相当明显：首先，西斯塔尼难以制止伊拉克的教派冲突。伊拉克战争后，宗教复仇、争夺利益和外部势力介入让伊拉克的教派冲突此起彼伏。作为宗教领袖，西斯塔尼尽管不断呼吁各教派停止煽动仇恨和宗教仇杀，但由于伊拉克国内并未形成行为约束和教派对话机制，教派冲突并未停止。甚至在同样派系林立的什叶派内部，信众也不完全听命于西斯塔尼。伊拉克仍是人人为敌的丛林社会。
其次，西斯塔尼难以帮助伊拉克实现民族团结合众为一。由于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勾心斗角离心离德。西斯塔尼再有宗教威望和能力，也难以补偿逊尼派丧失的权益和权力旁落的挫败感，也难以敦促库尔德放弃民族独立的诉求。这些问题已经超越西斯塔尼作为宗教人士的能力范围。事实上，西斯塔尼从来不是伊拉克国家构建的主导者，而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辅助者，过高期望西斯塔尼完全承担本应由政客承担的责任并不现实。伊拉克在政治和宗教之间应当有一条相对清晰的分界线，政客和教士在各自的权限内恪尽职守，共同为伊拉克的国家构建做出贡献。而且宗教人士干预政治本身就说明伊拉克的政治缺陷和政客的无能，伊拉克政客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要务。
（二）马尔扎耶的代际更替与后西斯塔尼的宗教真空。1930年出生的西斯塔尼已经年逾九旬，纳杰夫也到了寻找西斯塔尼继任者的时候。按照传统，纳杰夫会按照宗教威望、保荐人、资源、国籍等标准从自己的宗教体系中选择继任者。从宗教威望上看，除了西斯塔尼，纳杰夫另外三杰哈克姆、纳杰夫伊、法耶德赫都是马尔扎耶，也是具有相当竞争力的重要人选。西斯塔尼的接班人很有可能在上述三位中选出。由于三人的宗教威望不相伯仲，那么候选人保荐人就十分重要，当年身为马尔扎耶的霍伊力荐西斯塔尼作自己的继任者就是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斯塔尼有可能推选私人关系更密切和观点更接近的哈克姆。而且纳杰夫历来有推选伊朗籍或伊朗裔的宗教人士出任马尔扎耶的惯例，在这方面，哈克姆相对印度裔的纳杰夫伊和阿富汗裔的法耶德赫也具优势。但是如果让哈克姆就任，由于哈克姆西斯塔尼年龄相仿（1934年），那么纳杰夫在刚刚解决西斯塔尼的接班人，就要马不停蹄地寻找哈克姆的接班人。
类似情况也同样存在于法耶德赫（1930年）和纳杰夫伊（1942年）。不断寻找继任者将是未来10年长期困扰纳杰夫的重大问题。换言之，如果马尔扎耶是由纳杰夫三杰中出任，纳杰夫只是解决了马尔扎耶的更替问题但并未解决并未解决马尔扎耶的代际更替。因此对纳杰夫来讲，最好的选择是另辟蹊径，同时解决马尔扎耶人选更替和代际更替，在更年轻的候选者中寻找未来的马尔扎耶。霍伊之子赛义德·霍伊和西斯塔尼之子穆罕默德·西斯塔尼在中青代中是重要的备选。两人年龄在60岁左右，并拥有相当广泛的人脉资源，管理着霍伊学院和西斯塔尼基金会等重量级机构，但缺点是靠祖荫上位，民众威望和宗教造诣远不及西斯塔尼，不一定取信于信众。
由于遴选西斯塔尼继任者的意义重大，伊朗也加入了争夺游戏。2011年，哈梅内伊派纳杰夫出生的穆罕默德·沙赫鲁迪前往纳杰夫、巴格达、卡尔巴拉开设办公室，期望沙赫鲁迪能在伊拉克推广伊朗的法基赫制度，并在西斯塔尼去世后取而代之。尽管沙赫鲁迪同马利基、阿巴迪等政客交往甚密，但纳杰夫对沙赫鲁迪十分警觉。客观讲，沙赫鲁迪的宗教威望、政客身份和政治污点很难让其上位。沙赫鲁迪在2018年12月的去世宣告伊朗插手纳杰夫事务的暂时结束。[12]但鉴于纳杰夫主持位高权重且颇具象征意义，伊朗还会卷土重来。
由于西斯塔尼的候选人存在着诸多缺陷，他们不太可能超越西斯塔尼。未来纳杰夫可能采取以老带新的模式培养新马尔扎耶。但是不管怎样，失去西斯塔尼的纳杰夫在实力和影响力都将大打折扣。在纳杰夫之外，以萨德尔为代表的什叶派其他势力会冲击老人掌权的纳杰夫，争夺伊拉克的什叶派主导权。可以预见西斯塔尼去世将给伊拉克带来巨大的冲击，也会波及伊拉克当下进行的国家构建。
（三）反恐战争后总统萨利赫的伊拉克国家构建。2017年底，伊拉克宣布打击伊斯兰国取得胜利后，满目疮痍的伊拉克重新开启国家构建的新征程。与推翻萨达姆后伊拉克建立的宪政本次政治重建的目标和任务是要合众为一，解决宗派矛盾、民兵真主党化、库尔德分离等新旧问题。但复杂的宗派斗争却让伊拉克出现政局动荡和总理频繁更换的状况。2018年议会选举后，伊拉克出现三年时间三换总理的情况。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伊拉克总统巴哈姆·萨利赫、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和议长穆罕默德·哈拉布斯组成了政坛铁三角力图将被宗派政治、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撕裂的伊拉克整合为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统一国家，为此萨利赫和卡迪米主要采取以下政策：（1）恢复库尔德同伊拉克的高层交往和政治对话。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大部分困扰库伊关系的重大问题，暂时封堵了库尔德寻求拆伙独立的借口。（2）促进前财政部长拉菲·伊萨维等逊尼派流亡领袖回国，安抚逊尼派民众。（3）通过以缩减议员名额、增加选区、实现候选人选举制为主要内容的《新选举法》。新选举法将增加中小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胜选机率，推动政党政治朝着多党制的方向发展，部分解决伊拉克的宗派政治问题。[13]（4）邀请梵蒂冈教皇方济各访问伊拉克，安抚国内的基督教徒和雅兹迪人。梵蒂冈教皇方济各在访问中宣扬各个宗教民族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携手重建家园。教皇还前往纳杰夫同西斯塔尼会晤。两位教主的会晤具有强烈的宗教象征意义，告诫各自的信众要像教主一样摒弃宗教分歧，以博爱代替仇恨，以尊重宽容平等对待他人。[14]（5）收编西斯塔尼的圣陵军，渐进推动伊拉克民兵国家化。
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伊拉克的国家构建也逐渐进入了正常的轨道。不仅如此，上述举措从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军队、国家与宗教、国家与社会等层面界定彼此的关系。从性质来看，这也是伊拉克国内各行为体之间重新签署的社会契约，用以界定各自的权益及其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位置。这些举措为伊拉克未来的政治重建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有利于伊拉克政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安排让伊拉克在国家重建问题上逐渐摆脱强人政治的影响，让政客遵照制度推进伊拉克的国家构建，而不是让西斯塔尼等强人影响伊拉克的国家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伊拉克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构建的新起点，并将为伊拉克的未来带来希望。但不管怎样，伊拉克的国家构建的道路漫长且充满险阻，甚至会出现新的动荡和反复。未来伊拉克国家构建如何演绎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赵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