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欧洲仍然需要美国去负责它们的安全：一方面，德国的邻国对东西德国的合并感到恐惧；另一方面，震慑前南斯拉夫也需要美国提供强力支持。但现在是美国积极支持欧盟实现欧洲自我防御的时候了。这种努力不应当被视为对北约的威胁。事实上，北约与欧盟的合作，辅之以美欧关系的强化，这对欧洲成功提升防御能力至关重要。

美国应该把北约视为与加拿大和欧洲协调安全政策的工具，而不应当把北约当作控制盟友的手段。美国对亚洲的再平衡外交政策有赖于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如此就能够在自己的后院做更多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应该扮演更多的支持和辅助性角色，而不是像1990年代在西巴尔干半岛那样不得已为之。在印太地区，地区盟国需要美国对其存在和承诺加以保证，但它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它们不愿意被迫选边站队，做出非此即彼的结盟。美国的政策需要与这些趋势相匹配，强化他国以牵制中国，而不是逆潮流而动，对他国施压以谋求实现两极化。

在领导地位方面，美国应当持一种更现实的态度。美国需要在中东地区重新定位它的角色，这包括与沙特的关系，毕竟美国对塑造这一地区的未来意愿平平。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可以致力于推动一个高级别、地区性的外交举措，囊括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中国、沙特和伊朗等国，这些国家在阿富汗都有各自倾向的群体，但是一旦美国从第一线上抽身出来，它们也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成功与否，永远无法保证。但是这样的战略性外交政策，相比于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阿富汗战争）来说，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美国可以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上发挥全球领导力。与20世纪相比，在21世纪更合适的做法是与他国合作，甚至在思想和能力有保证的情况下，让他国发挥带头作用。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变革，但是与其对它采取惩罚性的举措，不如像德国和法国那样增加对它的资金支持，为更强大和更独立的世卫组织权威建立一种更广泛的支持，并有建设性地推动变革。

此外，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告诉他国要向美国学习，但如今美国最好向其他国家学习。新西兰的自由政府、澳大利亚的保守政府、德国的中间派政府、意大利先天的软弱政府，乃至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做得比美国好得多。虽然政策无法像外科手术那样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是教训可以被汲取和借鉴。当疫情消退之后，美国官员应立即向那些防疫更成功的国家派出调研团，以便为下一次全球卫生危机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尽管美国不可能总是——也不应该总是——位居首席，但是在疫情期间，华盛顿竟然完全缺席，这是与大国责任不符的。其他国家可不会坐以待毙。美国需要放弃那些特权感，在21世纪的当下世界，尽一切努力，在国内和国外重塑领导力。

（作者：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和 布鲁斯·W·詹特尔森（Bruce W. Jentleson）。本文英文版首发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网站。原文标题《外交事务杂志：拜登想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难在哪里？》。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