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选择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战役，又在这次战役中关注一支支援部队的行军路线，再在行军路线中聚焦于“如何过江”这个核心冲突。影片《金刚川》这种编剧思路、拍摄方式，相当于从一棵树上，挑了比较粗壮的枝条，又在这根枝条上，本着方便的原则，选了最靠近眼前的一片叶子大力渲染。创作者可能知道，视野收缩会导致情节容量撑不起两个小时的篇幅，于是将一个事件分为三个视角讲了三遍，成功地撑满了时间格。

前作中，《敦刻尔克》也采用了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影片关注大撤退中法国普通士兵、美国飞行员、英国民众等三个群体，交织成了三条情节线索。这三条线索，注目于不同群体的命运，内容上没有叠加和重复，而是尽量促进观众对于这场撤退的多维度了解。但是，即便《敦刻尔克》试图通过精心的剪辑，将三条线索形成交织、并行、对话的关系，并用音乐/音效来营造一种惊心动魄的情绪氛围，观众的评价也并不高。这是因为，影片的人物刻画流于表面，情节看似平实冷峻，实则苍白寡淡。这说明，多视角的叙述方式有其内在的艺术限制，各个视角内部的独立自足、视角之间的对话关系是基本前提。

在《金刚川》中，同一时空里的战斗用三个视角拍摄了三次，并没有真正为观众提供新的内容，甚至有大量镜头在三个段落里重复出现。这说明，影片选择这种叙述方式更多地是为了取巧，并非真的出于艺术探索或者内容拓展的需要。在三个主段落中，只有“高炮班”是真正在刻画人物、展开情节，并勾勒人物的弧光。前面两个段落的内容，都相对贫乏，人物很难立得住，也鲜有感人的细节。我们承认影片的诚意和立意方向，但这不能抵偿它在艺术上的平庸与薄弱。

在一部塑造群像人物的影片中，对焦点人物的刻画仍然非常重要。核心情节即使再琐细，必要的起承转合依然必不可少。遗憾的是，《金刚川》对这两点的处理显得潦草和敷衍。

例如“士兵”这个段落，情节设置、人物刻画几乎全面失焦。创作者并未真正挖掘出人物身上的魅力与特点。高连长这个核心人物，在情节发展中没能发挥关键作用，并很快就在轰炸中牺牲。令人困惑的是，这个段落中有一个叙述视点，来自战士小胡。观众默认影片会展现小胡在战斗中的经历和成长，或者通过他的眼睛更加深入地观察、理解高连长。然而，小胡除了有几句旁白，在这个段落中的存在感极弱，并未凝聚起情节，也未能与其他人物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甚至，这个段落严格来说没有像样的情节冲突。这些士兵是配合工兵连的部队，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树林中等待与警戒，观众无法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揪心的牵挂。

第二个段落“对手”，以美军飞行员的视角展开。由于全部是空中的场景，影片遇到了双重挑战，既无法对志愿军的活动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也不能有效地刻画美军飞行员的形象。那位作为叙述者的飞行员，絮絮叨叨地强调他的心理阴影，以及对志愿军英勇顽强的赞颂，对观众而言缺乏情绪感染力。要中国观众赞赏一位美国飞行员因战友阵亡，而对中国志愿军进行复仇，欣赏他身上诗人般的浪漫与西部牛仔的豪情，这无论如何有点强人所难。更何况，这些飞行员的形象“浮于空中”，缺乏现实底色、性格逻辑，自然难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相对来说，第三个段落“高炮班”最为出色，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具备一个故事所需要的低谷、蓄势、高潮和结局。而且，关磊和张飞的人物性格比较清晰，两人之间情感和行动上的互动比较多，张飞在战斗中的成长也比较明显。在第一个段落中，观众从只想着拿勋章的志愿军身上，感受不到这支部队的精神气质。但在关磊和张飞身上，我们看到了战士之间的信任、关切，以及那种勇于担当、无惧牺牲的英雄气概。这才是志愿军攻无不克的力量源泉。

影片选择这种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固然省力，但因笔力不逮而带来的局限与短板也非常明显。《金刚川》未能像《罗生门》《公民凯恩》等一样，通过多视角在影片中形成多个声部之间的对话与复调呈现，让观众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产生立体性的观照、哲学层面的思考。同时，也没有像《暴雨将至》《低俗小说》之类的单元结构影片一样，将三个段落处理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在每个单元的“对抗”部分设置多个情节小高潮：每个单元有各自的情绪内涵，这些情绪内涵又因三个单元能联缀成篇，而对主题形成复沓效果。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金刚川》并无贯穿始终、立体可感的人物形象来串连情节，各个段落之间的主题联系牵强而松散，难以对观众形成持续的情感冲击、心理震撼。影片在情节设置上，呈现出一种静态的特点，一直聚焦于过桥这个情节焦点，进展有限。直到影片快结束时，才以人力搭桥的悲壮方式完成了任务。这导致影片的情节容量比较有限，只能把一段短的情节讲三遍，但这段情节冲突显得平淡，难以胜任一个故事所应有的长度与强度。 

（龚金平，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