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深圳经济特区迎来重大历史机遇。在先行示范区建设中，五大战略定位指明了深圳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高质量发展高地”位于五大战略定位之首。深圳应如何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地？创新将发挥哪些作用？产业、人才、制度将扮演什么角色？特区的“特”还要“特”在哪里？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带着这些问题，深圳特区报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

“追赶者”变身“先行者”靠的是创新文化

深圳发展靠的是什么？“深圳发展可以总结的经验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也最特别的一条，靠的就是一种‘创新文化’。”作为专门研究过深圳发展密码并出版《深圳奇迹》一书的张军教授在上海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

在建设先行示范区的过程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深圳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的关键举措。对于创新，张军认为，深圳的“硬件”不输于我国任何一个地方，特区要有特别的作为，需要特别注重的是创新文化、创新生态、创新环境这样的“软件”。他说，深圳在建设经济特区之初，主要靠的是移民，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而移民文化的特点就是包容、没有歧视。“来了就是深圳人，这种没有歧视的环境，对于市场的发展，对于创新活动，本能地就有一种容忍和包容的力量。”除了移民文化，深圳的市场环境也给了创新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如何建设良好的市场环境？这不仅是困扰城市发展的设问，更是经济学家们不断思索的命题。“很多经济学家讨论深圳的时候，发现许多人愿意去深圳，在那里从头做起，是什么原因呢？政府对市场干预得少。很多企业家之所以选择来深圳，就是觉得深圳政府跟市场之间关系处理得特别好。”深圳始终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企业“松绑”、替企业分忧是深圳政府秉持的理念。实际上，让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协同发力并不难，于政府而言，在市场上“少插手”，企业需要的时候“别放手”，市场主体自然会“用脚投票”，创新创业者才愿意在这里落地生根，“奇思妙想”也才会在这里遍地生花。张军曾带领复旦大学的团队专门到深圳做深入调研。他回顾深圳经济发展的历程时讲到，起初，深圳发展“三来一补”，通过对接国际生产链，开启了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利用国际的资金，国际的技术，甚至国际的设备，凭借我们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势，先挣加工费，这样逐步增加我们的资本积累”，彼时深圳走的是一条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路子，也就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加工业务来发展经济。当然，这条路子在当时算是一条“坦途”，为深圳积累了原始资金。但之后，深圳并没有满足于继续发展这种模式，而是主动打破路径依赖，锐意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现在深圳被誉为“中国硅谷”，从彼时的“追赶者”变身为现在的“先行者”。张军认为深圳的发展“最主要的不是那些特殊政策，而是深圳形成了一种创新的文化。由于深圳有一个这样的文化土壤，一代又一代的创新创业者就会在这里诞生。”在肯定的同时，张军也提醒深圳：创新生态就像一块湿地，它需要合适的环境，如果它的酸碱度一旦被破坏，要恢复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深圳一定要珍惜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谈及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他认为深圳能够认识到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已然代表了深圳城市品位的高度，他希望深圳成为知识和思想汇聚的地方，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思想市场，可以让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在这里发扬光大。一方面深圳要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要建设几所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他相信深圳可以像中国香港、新加坡一样，花几十年的时间，办成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深圳可以再创一个新的奇迹。另一方面，张军提出，深圳要重视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与创新创业环境的共生性，处理好产学研一体化的问题。对此，他强调，深圳要摒弃一些“教条”看法。大学固然是新想法、新技术的诞生地，但并不是唯一出处，公司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库和实验室。“就好像有人认为，技术研究必须在大学，我们产学研中的‘学’也必须是在大学，其实也不见得。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公司依然可以拥有自己非常强的技术研究。比如AI领域，很多公司可能比大学做得还要好，他们发表技术论文数量增长很快，现在我们SCI论文数量的增长是井喷式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公司发表的。现在的实验室可以脱离大学，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机构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基础研究所需要的土壤，你可以把它栽培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土壤包括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