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强调“美国第一”、提出振兴国内产业、加强移民管控、退出国际条约、向盟友索要“保护费”、拒绝大国合作以及不愿承担国际义务等。与以往相比，特朗普政府回归孤立主义是在美国仍握有全球霸权但国力衰退、新兴国家崛起等背景下发生的，其表现形式又与美国以往的孤立主义传统有诸多不同。特朗普政府回归孤立主义所采取的举措不仅撕裂了美国社会，而且对经济全球化、现有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及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产生重大消极影响。

2016年，没有从政经验的美国房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随后，特朗普政府在内外政策上开始回归孤立主义传统，提出“美国第一”理念，处理国内事务更趋保守，并退出诸多国际条约，拒绝承担国际义务，不仅造成美国国内社会撕裂，还对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合作机制造成严重冲击。 

特朗普政府重回孤立主义的背景

当美国国力处于相对衰弱状态或国力出现下降时，孤立主义便会上升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思想。特朗普政府重拾美国孤立主义的传统，反映出当前美国国力衰退的现实，特朗普自身的重商主义特质也加速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回归。

第一，孤立主义是美国传统外交政策选择。孤立主义最初指的是美国奉行的外交政策，即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孤立于欧洲政治之外。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9月的“告别演说”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孤立主义原则，认为“对待外国应遵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扩大我们贸易关系的同时，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结盟”。观察美国建国初期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态度，可发现其孤立主义的传统。

第一次孤立主义盛行是在美国建国之初。当时，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提出孤立主义符合其国情和国家利益。对新生合众国来说，不参与欧洲列强战事，保持与欧洲国家贸易往来，是为等待羽翼丰满作出的最佳选择。第二次孤立主义盛行是在一战到二战初期。一战初期，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发表《中立宣言》，宣称战争与美国无关。二战前，美国孤立主义盛行主要是由其国内面临的困境所致。一方面，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欧洲国家无力偿还对美债务，加剧美国经济困境。另一方面，鉴于一战影响，美国上下对战争深恶痛绝。美国政府出台了《中立法》，表明美国不参与世界纷争，并希望借此使法西斯国家和苏联互相消耗，遏制英、法、德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势头。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成为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并加入二战的“导火索”。

特朗普政府选择孤立主义，既是回归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又与以往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选择回归孤立主义是希望“四面出击”的美国可以休养生息，但又不甘心使美国失去全球霸权。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不是简单的闭关锁国，而是呈二元结构。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上躲闪后撤，退群废约，不愿承担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放下霸权，拉开架式要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进行战略竞争。

第二，国力相对衰退促使特朗普政府回归孤立主义。冷战结束后，美国尽享“和平红利”和“战略纵深”，提出全球收缩，包括从东北亚撤出部分驻军。克林顿政府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坚持全球布局，强调全球防止核扩散、防止大规模地区战争、防止东欧民主倒退，维护经济安全。20世纪90年代，美国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强化自身对中东和欧洲的控制；在朝鲜半岛制造核危机，保持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和影响。

进入21世纪，强调霸权和美国主导作用的“新干涉主义”受挫，孤立主义在美国有所抬头。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中，美国不但未实现既定目标，而且深陷其中，连年战事严重损耗美国国力。鉴于此，奥巴马政府结束为期1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从伊拉克等中东地区国家撤军，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利用地区国家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为美国在该地区保持主导权提供便利。受“亚太再平衡”战略影响，中国周边局势一度趋紧。朝鲜半岛核危机、中日钓鱼岛冲突、台湾岛内分裂势力抬头、南海声索国提出所谓“仲裁”等都对中国和平发展造成干扰。但最终因实力不济，美国未能实现对中国所谓的“战略平衡”。

特朗普政府在收缩全球战线上与奥巴马政府一脉相承，承诺并推动从相关国家撤军。2019年10月，美军撤出叙利亚，后又以保护油田为由派兵进入该国。经多轮谈判，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承诺从阿富汗撤军。从历史角度看，特朗普政府回归孤立主义受综合国力下降的影响十分明显。

多年来，关于美国是否陷入衰退，一直是国际社会争论的议题。从经济数据看，美国债台高筑，联邦政府更是负债经营。截至2020年7月27日，美国国债已超过26.54万亿美元。美国制造业持续下行，2019年第二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在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11%，为1947年以来最低水平。军事上，尽管美国每年投入巨额的国防开支，但美军装备在冷战结束后并未进行较大的更新换代。冷战末期研制的武器系统多不适应当前美军全球部署需要，如“福特”级航空母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第五代战斗机等。至少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各大洋多次出现没有美国航空母舰游弋的“空窗期”。这种现象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干预地区事务的能力和决心。特朗普政府选择回归孤立主义实属无奈之举。

第三，特朗普政府重商主义色彩决定其商业利益至上的处事原则。美国历次孤立主义盛行，均未拒绝与他国进行贸易。此次美国孤立主义回潮则不同，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呈明显的收缩态势，希望逐步从全球事务中抽身，并选择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全球主义”，以强调“主权”的双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

特朗普政府崇尚强权政治，试图构建以实力原则为基础的权力制衡和大国协调秩序，并带有以交易为特质的商业色彩。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努力摆脱与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入主白宫三天后，美国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6月，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10月，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月，美国退出《全球移民协议》。2018年以来，美国又相继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和《武器贸易条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局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反而于2020年7月正式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从而削弱了该组织在抗疫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地区事务上，美国要求北约其他成员国及日、韩等传统军事盟友承担更多防务义务，降低自身维护同盟体系的成本。因此，特朗普政府回归孤立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重新评估与各盟国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价值，以获取最大利益为导向，为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积累足够资本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