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杰进: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
2020年07月29日  |  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  |  阅读量:10101

序言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中国崛起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推动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原则基础上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支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机制化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就全球治理进行了两次集体学习,针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性和变革路径进行了讨论。2015年10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全球治理的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2016年9月27日,习近平在第二次全球治理的集体学习中再次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把能做的事情、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事情先做起来。当前,要拓展杭州峰会成果,巩固和发挥好二十国集团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作用,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从上可以看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关切的重大事项。那么,究竟如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一般来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分为两部分:一是变革目标,二是变革路径。从变革目标来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就是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反映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投票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换言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物质性权力”已经上升了,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仍然严重滞后,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因此,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目标是要缩小新兴市场国家物质性权力与制度性权力之间的鸿沟,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

比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目标更重要的问题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路径,即要找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具体的、可行的路径。基于此,本书将主题设定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路径选择问题。“从历史和制度的角度看,政治是由制度安排中持久的不协调和摩擦所构成。”二十国集团机制(G20)和金砖国家机制(BRICS)为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提供了平台,但这两个机制本身诞生的时间较短,机制化程度较低,尤其是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这两个机制显得“格外年轻”。因此,大力推动G20和金砖国家等机制化建设,成为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主要抓手。

本书力图回答三个问题:一是G20机制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变革为长效治理机制?二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如何从一个对话论坛变革为全方位协调机制,以确保金砖合作不褪色?三是中国应该采取何种路径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简言之,G20如何变革?金砖如何变革?中国如何推动变革?这是本书的三大核心问题。

本书提出,G20机制和金砖国家机制的变革选择了不同路径:G20机制变革采用了从非正式机制转变为“非正式国际机制+正式国际组织”的“机制复合体”模式,即G20本身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在机制建设过程中,要保持G20的非正式性,但同时,G20充分利用现有的各个议题领域的正式国际组织,形成一个“G20+正式国际组织”的治理路径;与之不同的是,金砖国家机制变革采用了从对话论坛向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变的路径,即金砖合作不断走实、走深。其中,构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较为成功的案例,而构建金砖国家新评级机构则是一个较为失败的案例。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过程中,作为一个崛起国,中国可以采取替代型、叠加型、转换型和规避型等四种不同类型的路径,而具体采取哪种类型路径,主要取决于霸权国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以及霸权国美国所主导国际制度的弹性空间。

从框架结构来看,本书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到第四章,探讨G20机制变革。先是总体论述G20机制变革的路径选择,然后具体探讨了G20在全球反避税治理、全球反恐融资治理、全球发展治理等三个案例中如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实现了机制复合体的治理模式。第二部分包括第五章到第八章,探讨金砖机制变革。首先论述了金砖机制变革的路径选择,其次探讨了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采取联合行动的一个必要条件——金砖国家的新发展理念,再次是给出了金砖国家合作建设新型国际组织的一个成功案例和一个失败案例,成功案例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失败案例是金砖国家新评级机构。第三部分是第九章,探讨中国如何推动变革。为分析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路径选择,本书借鉴并修正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并运用主权信用评级、国际货币体系、区域贸易协定和多边开发银行等案例进行了比较实证分析。

(上文选摘自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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