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
2020年07月03日  |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5 期  |  阅读量:22385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些重要特点。第一,竞争的实质是经 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而不是霸权之争或传统的军事—政治权力之争。第二, 尽管中美竞争具有大国权力竞争的某些特征,但由于其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 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 国竞争。 第三,中美在经济领域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会成为制约竞争的重要因素。 经济相互依赖不会消除竞争甚至可能引起或者加剧竞争,但却有助于确定竞争的边 界,缓解冲突和对抗。 第四,中美竞争的结局不会是非此即彼的。即使中国在可预 见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美国仍在科技、金融、创新能力、高等教育以及军 事实力等诸多方面保持其相对优势。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中美博弈不太可能 会重复历史上霸权更替的形式,更可能的前景是: 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但 却不能全面取代美国;而美国既不能避免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也不能全面 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双方只能在竞争中共处,在共处中管 理竞争。  

(二)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 

中美战略竞争将重塑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形态究竟 为何,当下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人士中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和认知。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将 是战略对手甚至敌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美国保守派智库人士( 姑且称之为 “冷战派”) ,他们主张美国要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强化对华军事和外交压制,限制经贸关系的发展,在经贸领域实现“部分脱钩”,在政治上妖魔化中国 等。  “冷战派”口头上谈论中美竞争,心里想的则是冷战式的对抗,要让中美走向“新 冷战”或“准冷战”。这派观点与特朗普政府中对华鹰派的立场相吻合,对当前美国对 华政策的影响较大。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持这种观点的 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中占大多数( 姑且称之为“竞合派”) ,他们认为:一方面,中美两国 将在经济、军事、外交、高科技、治理模式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另一方面,基于各自的 利益需要,双方又不得不在广泛的领域内合作,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反 恐、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等。因此,中美互动主要表 现为竞争与合作或竞争与接触交织,双方应谋求“竞争性共处”。 值得注意的是,“竞 合派”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观点差异,比如有些主张中美关系是竞争主导型,竞 争为主、合作为辅,有些主张要根据实际情况保持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还有些认为 中美之间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 

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在美国朝野似乎已成为共识,而竞争思维的强化也显著影响了 美国对华互动方式。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变化,中方也在做出相应调整, 这必然会扩大和深化中美竞争的范围与力度。但是竞争并不能完全改变中美利益 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共同利益———不管是经济的、安全的还是社会人文领域的———并未消失,为维护和促进这些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必 要性依然存在。正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所指出的那样, “竞争是国家间关系中的正常状态而非不正常状态”,它“无须排除对特定的共同 利益———集体的或是普遍的利益———的认同”。 从长远看,两国政策精英对中美 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共同信念会引导和塑造双边互动,防止竞争排挤合作或 滑向冷战式对抗。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经贸、技术、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挑起 的对华摩擦前所未有,但随着其负面效应的日趋显现,最终只会再次证实中方反复 阐述的基本道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将有助于厘清对中美竞争限度的 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为美国提供更多 的商业机会,提升美国对华经济依存度。 这些都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回归竞争加 合作的基本面。 

(三)如何有效管理中美竞争 

虽然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的演变及后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 国的选择与互动。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偏好恶性竞争手段,使得管理中美竞 争成为十分迫切的挑战。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全面性和重大性使其蕴含着重 大风险。在战略层次上,存在着中美走向长期性、系统性对抗的风险。在战术层 面,军事领域的竞争存在着擦枪走火的风险,经济领域的竞争存在着经济交往大规 模缩水、经济联系大范围“脱钩”的风险,政治领域的竞争存在着走向意识形态对抗 的风险。 有效管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要减少和防范上述风险,还要给中美合作留出 足够空间。

 1.树立正确战略认知 

有效管理中美竞争首先需要双方确立正确的战略认知,包括竞争的时代背景、竞 争的限度以及对方的战略意图。中美竞争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格局演变的结 果。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力量和影响力优势的相对衰落加剧了中美竞争。竞争也是 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在短暂而不可持续的一国独大局势 转瞬即逝之后,世界又恢复了竞争的历史常态”。大国竞争正塑造“竞争性多极”的国际格局。 竞争应当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挑战,而不是试图抵制变化的大趋势,对美 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当新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时候, 美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基本任务就变成对它的世界地位的改变做出反应”。 如果美 国仍然信奉优势战略,从霸权争夺的视角看待中美竞争,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正当 的利益诉求一味采取遏制、打压的态度,美国就误判了这场竞争的性质,就不能胜任这 场竞争。 同时也要看到, 21 世纪的中美竞争是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的大国竞争( 两 国都受到体系因素的制约) ,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 中美之间形成了高度的经济 相互依赖) ,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竞争( 中美两国都承受不了走向全面军事对抗的风 险) 。因此,中美竞争的底线或边界就是不割裂现有的国际体系、不严重破坏现有的 国际规范,防止中美经贸联系大幅缩水甚至中断,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和升级。此外, 在大国竞争中,现存霸权或主导国容易夸大来自崛起国的挑战,并据此做出反应,这往 往会加剧甚至恶化竞争。因此,美国避免以偏执心态任意夸大和渲染“来自中国的威 胁”至关重要。 

2.增强机制建设 

机制建设是管理中美竞争的重要抓手,它需要双方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多层 次、相互支撑且有效衔接的机制。第一层是外交互动机制,包括首脑互动机制、战略对 话机制以及工作层面的磋商机制等。首脑互动机制主要发挥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 作用,战略对话机制旨在增进信息分享、降低不确定性和管理相互预期,工作层面的磋 商机制则更多聚焦两国间互动议程的设置、商讨推进具体领域的合作和对分歧的处理 办法等。 第二层是建立信任措施机制,如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 防务磋商机制、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这些机制旨在增加两军之间对对方意图的准确了解,减少误解误判以及避免意外事 件发生。第三层是危机管理机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有效的危机管 理能够防止对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冲击的意外事件发生,降低危机事件对两国关系的 破坏性影响。在危机管理的预防、准备、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中,中美尤其要加强在 预防和反应阶段的沟通协调,要发挥现有机制( 如中美首脑热线、中美国防部直通电 话) 的作用,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完善双边危机管理机制,确保沟通机制的有效性、 及时性和可靠性。此外,中美还应加强对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探讨,力争 形成重要共识。

 3.构建健全的竞争规范和文化 

构建健全的竞争规范和文化对推动良性竞争、避免恶性竞争也至关重要。在国际 关系中,文化和规范对行为体的认知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塑造与指导功能。就中美竞争 而言主要体现有五点:第一,双方都应该认识到,长远而言决定竞争结果的是能否通过 竞争提高自己而非削弱对方。归根结底,关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明智的制度和 政策设计、良好的执行力是提升各自竞争力的关键。 第二,双方应有更大的格局和 关怀,即不仅要通过竞争提升自己,还要推动 21 世纪国际体系的进化,这意味着应该 合理调整国际机制的制度和规范,同时要尽可能避免撕裂或瘫痪现有的国际机制。第 三,双方在竞争中保持谨慎、克制并在必要时妥协。双方应该明白各自力量的限度,承 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手段的有限性,不越过底线或红线,不将对方逼到墙角。第四,双方应尽可能将竞争局限在利益之争的范围,避免扩大为制度之争特别是意识 形态之争。众所周知,冷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成分,然而正如加迪斯的研 究所揭示的那样,美苏两国曾为了保持各自在其中具有重要利益的国际体系的稳定 缓和了意识形态竞争,将体系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利益之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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