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学者也普遍觉察到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显著上升，并大多将 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解释为:中国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自信心大增，在对 外行为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奥巴马政府在加强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受挫 后，不得不推出“再平衡”政策，对华实施遏制性接触( congagement) ，强化与中国的竞 争。 关于中美竞争的地理范围，多数美国学者认为再平衡政策聚焦于同中国在亚太 地区的竞争，但也有学者强调中美角逐“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领域展开，存在于 全球每一个角落”。 对于中美竞争的走势，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从根本上变得更 富有竞争性，激烈的美中战略竞争成了新常态; 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再平衡强化了与 中国的经济、战略与政治竞争，但接触仍然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优先事项，虽然美 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应对中国挑战的更大决心，但其采取的行动是谨慎节制的，以 免扰乱更加广泛和多方位的对华关系。 还有一些美国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政 府的对华政策谋求使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因而牺牲了美国的全球 优势地位和长远战略利益，鉴于“中国现在是并将在今后几十年中都是美国最主要的 竞争者”，他们呼吁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全新的对华大战略，“该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对中国力量的崛起进行牵制，而不是继续帮助其崛起”。 事实上，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外交与战略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失望感和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挫折感显著上升，大多主 张下一届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这意味着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 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都将不可避免。
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中美双方对竞争的态度和认知具有以下特点。在小布什时期，美方从强调竞争到淡化竞争( 尽管在军事领域一直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竞 争) ，中方则否认中美竞争关系的存在，更多地强调合作及管控分歧。中美两国学者 虽肯定竞争关系的存在，但认为竞争不排除合作，也不意味着会走向冲突。在奥巴马 时期，美方从强调合作转为关注竞争，中方则承认竞争的存在，双方都关心如何管理竞 争，希望开展良性竞争，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中国学者认为竞争态势的凸显源 自中国快速发展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但对竞争的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的 影响则存在不同估计;而美国学者大多认为奥巴马政府突出对华竞争是由于中国变得 更加具有挑战性，尽管中美竞争加剧，但美国政府仍谋求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接 触与合作仍是其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从小布什时期到奥巴马时期，中美竞争关系主要 体现在军事领域和亚太地区( 虽然中美在经济上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还不 是战略性的) ，竞争是局部的而非全方位的;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间的合作也在发展， 有些时候双边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
四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在特朗普执政后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不 同，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力量、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 者，宣告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宣称要与中国开展全面 战略竞争，重新塑造对华关系。 面对中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霸权主 义思维相结合，催生了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的行为。自 2017 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吹响对华战略竞争的号角后，美国对华竞争在经济、 政治、外交、人文交流以及国际秩序等领域快速展开，其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 见。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重点是在经济、地缘政治和政治领域，对这些领域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认知及其行为偏好。
(一)经济竞争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特点是“美国优先”“经济第一”，经济安全被认为是国家 安全最重要的内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 :“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受到了在更广 泛的战略背景下的经济竞争的挑战。”报告甚至将这些挑战称为“经济侵略”，强调美国 “将不再对违规、作弊或经济侵略视而不见”。特朗普政府宣示，其应对经济竞争的目标 是促进“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 “只有当国家间共享价值观并建立公平、互惠的关 系，竞争才是良性的。任何国家违反规则获取不公平的优势时，美国将采取强制措施”。
中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美国的头号经济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 中国的指责聚焦于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往来”以及“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在中美 贸易谈判中，美方提出的要求涵盖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 务业、农业和实施机制等广泛内容。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聚焦三个方面: 一是贸易和市场开放，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商品采购、降低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开放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市场。二是阻挠中国的技术进步，放慢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 如要求中方停止“强制”来华外企技术转让、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放弃实施“中国制 造 2025”计划，限制中国对美投资，阻断中美技术研发合作，强化对华技术出口控制， 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等，其中最为极端的是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全球围堵。三是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2017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 位》报告称 : “中国经济没有充分地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运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国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经济。” 美方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普遍指责集中在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 及不以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做法上，认为中国借此在同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基于这一逻辑，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提出了大量涉及所谓 “结构性问题”的严苛要求。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行为受到不同经济思维的影响。 第一种是经济民 族主义，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崇尚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对华政策上体现为重视降 低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把加征关税作为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第二种是经济现实主义，它关心的是确保经济交往不会增强对手至关重要的 能力( 特别是技术能力)，防止对手通过经贸联系缩小与己方的实力差距，因此在经贸关系中追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强化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 严格审查中国对美投资、打压中美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切断在高科技领域的中美供应 链、通过迫使高科技制造业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出而重塑全球产业链等。这一派的主张受 到国家安全界的支持。第三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它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看待对外经济交 往，主张按照多边( 同时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谋求更多地进入国 外市场。在对华政策上，要求中方更多地开放市场(特别是服务业) 、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改善美资在华商业环境等。这三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所导致的对华经济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抱怨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分歧点则在于:经济民族主义主要 关注传统的商品贸易，经济自由主义关心扩大在华服务业市场份额，而经济现实主义则寻求中美在高技术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脱钩，限制中美经贸联系。就其所偏好的结果而言，前两者有可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业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从而进一步扩大 中美经贸联系，后者则会严重削弱中美经贸纽带。从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看，其试图在对华经济竞争中照顾上述不同经济思维的政策诉求，这使得中美博弈更加复杂化。
虽然特朗普对华经济竞争行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价值数以千亿美元的中国输 美产品加征关税，但影响最大、后果最严重的却是在技术领域。特朗普政府在高科技 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对华“脱钩”以及对华为的打压正在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第 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驱 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正处于关键阶段，而美国的技术限制与封锁势必会放慢 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 第二是中美在科技 领域的“脱钩”趋势。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同步，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而不断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重 要组成部分。然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华“技术脱钩”行为使中美技术合作的势头 严重受阻，迫使中方以更大决心和更多资源投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中美“技术 脱钩”的趋势正在生成，长远而言，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渐行渐远。第 三是“技术冷战”的爆发和世界分裂为不同的技术应用阵营。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和 中国的自主创新可能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开展一场“技术冷战”，这将 加速隔断中美两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并波及全球的技术供应链。 以 5G 为代表的通 信技术将沿着不同的技术路线、法规和标准发展，以美国和那些在其压力下拒绝中国 技术的国家为一方，以中国和那些采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