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发现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美国在政治上改变中国之幻想的彻底破灭。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竞争的手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内政策，声称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本质上是“赞成专制体制者和赞成自由社会者之间 的政治竞争”。 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将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割裂开来，公开表示其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而非中国人民。 二是指责中国向其他国家“扩展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推广其“威权体制”中的某些做法，如腐败、使用监视手段等。 三是大肆污蔑、炒作所谓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渗透”。2018 年 10 月，彭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断言 : “北京正在以全政府方式，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手段，来促 进其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目标。” 彭斯声称，中国对美渗透的目标广泛，包括商界、 影视界、大学、智库、学者、记者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官员。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政 治和政策的“邪恶的影响力和干预”，彭斯呼吁美国商界要拒绝向中方交出知识产权或助长“北京的压制行为”，美国新闻界要揭露中国的“渗透”和“干预”，美国学术界要拒绝来自中国的资助，美国社会要提高对华警惕。为了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渗透”， 2018 年 9 月，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在美分支机构根 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这将使其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受到更多限制。2020 年 2 月，美国国务院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5 家中国媒体隶属中国政府并受后者控制为借口，将其在美分支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它们今后根据相关规定处理在美境内的人员和不动产事宜。在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压力之下， 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宣布结束与孔子学院项目的合作。一些媒体和智库也跟风炒作。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中国影响与美国利 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报告，指责中国“在努力渗透如美籍华人群体、中国在美留学生、 美国公民社会组织、学术机构、智库以及媒体”，这些行为提升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 力，威胁着美国的核心价值，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进程。 冷战时代一度活跃的以鼓吹 强硬对付苏联为宗旨的“当前危险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悄 然复活，这次的使命则是向美国公众兜售“中国威胁”。特朗普政府、国会以及政府外 保守势力的联手炒作使得美国社会迅速弥漫着浓重的反华情绪，美国对华妖魔化的倾 向超过了中美建交以来的任何时期，“红色恐慌”正在重塑美国政治中心。 概括而言，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竞争战略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是全面性和“全 政府”行为特征。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表现在军事以 及亚太地缘政治上，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则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国际 秩序等领域全面展开。全面竞争的推进需要“全政府”力量的配合。2018 年 1 月美国 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称，“一项长期的战略竞争需要紧密结合国家力量的多种要素———外交、信息、经济、金融、情报、执法和军事”。 纵观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践，经济、外交、安全和执法等部门紧密配合、协调行动，这对一向被认为内部协调能力差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实属罕见。第二是竞争的“恶性”或对抗性。尽管特 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 致冲突”， 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已远远超出了“竞争对手”的内涵，越来越具有鲜明的“敌手”意味， 对中美竞争性质的认知带有显著的零和色彩，特朗普团队内部 的鹰派表现出要“惩罚”中国、令中国投降甚至崩溃的强烈冲动，其对华竞争行为中打 压、对抗、遏制、“脱钩”等举措也弥漫着浓重的冷战气息。 不仅如此，虽然一般而言 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并不排除必要的合作，但特朗普政府对与中国合作持消极甚至反感 的态度， 两国关系中合作的空间急剧萎缩，这正是美国对华恶性竞争的外溢效应。 第三是以经济为重点。特朗普政府信奉“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 在大国竞争中尤其 注重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的争夺，对华竞争从贸易入手，以高科技为核心，旨在阻遏中国在核心竞争力上的进步。以经济为主的对华竞争战略是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反映，也是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第四是竞争越来越关乎国内制度与国际秩序。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基于利益考虑要挑战中国的经济体制，基于价值观考虑要挑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相信，中国的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的不仅是力量与利益之争，亦是国际制度与秩序之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断言 : “中国和俄罗斯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试图根据它们的利 益改变国际秩序。” 政治制度之争和国际秩序之争使得当下的中美竞争散发出某种冷战气息。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也正在对中美关系产生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凸显一 方面是在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 竞争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竞争的力度和方式又与特朗普团队偏激的理念和强势、极 端的行事风格密切相关，这是竞争的主观性的体现。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的中美竞争 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却又深深地打上了特朗普的烙印。

面对特朗普政府将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大力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做 法，中国通过适应、引导、调整等方式予以应对。首先，正视竞争的现实。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美之间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 的正常现象。中美竞争和分歧从来都存在。其次，强调要开展具有“积极意义”的竞 争、符合规则的竞争和良性竞争，要摒弃竞争中的零和思维。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同意 把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基调，而是主张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一味放大竞争，就会挤压合作的空间。聚焦扩大合作，才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是两国对世界承担的责 任”。 最后，面对中美竞争加剧的现实和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可能，中方也在经贸、科 技、外交、安全、政治和人文等领域积极布局，以有效应对来自美方的挑战，更好地捍卫 中国的国家利益。

五 中美竞争的实质与管理

在梳理了后冷战时代中美竞争关系的演变后，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中美战略竞争 的实质是什么，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为何以及应如何管理中美竞争。

 (一)中美竞争的实质 

学术界对于中美竞争的实质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是领 导地位之争。 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历史上曾 在世界或亚洲拥有的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必然会带来中美之间的竞争。第二种 观点认为，中美竞争的核心目前是潜在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较量，中国让美国倍感竞争压力和威胁的是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发展势头。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是安全之争，因为美国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会挑战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体系。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是多维度的，涉及经济( 包括贸易、投资、技术等) 、安全、意识形 态、社会、地缘政治、国际制度以及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广泛且重大的利益分歧，中美竞争具有全面性。事实上，随着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的推进，中美全面竞争的图景已然显现。但是， 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霸权之争，也不是安全之争，而是经济社会之争。这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国际体系因素。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内行为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带有该体系的明显特征。 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 结束以及全球化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支撑国际体系的政治—安全逻辑逐 渐弱化，而经济、技术因素对体系的影响大为强化。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 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如 199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 的综合国力较量”。 中美竞争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其次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即 和平发展和不称霸。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基本国家战 略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际地位，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 发展而非地缘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 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 去。” 与此同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也反复强调中国无意追求霸权、无意争夺势力范 围。 这一基本战略选择决定了中国虽然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但不会与 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不会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更不会同美国争夺地区或世界 范围内的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美竞争的性质。最后，虽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中美之间在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 21 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决定中美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高低的关键是看谁的经济发展 得更好、谁的治理能力更强、谁的治理效果更佳，而不是看谁能在军事上压倒和征服 对方，也就是说，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将是各自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 治理能力，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实力和同盟体系。正如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 而不是军事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