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一般性国家间竞争，战略竞争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战略竞争往往在地区或全球大国间展开。第二，战略竞争不仅关系 到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关系到各自在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既是力量之 争也是地位之争;战略竞争不仅涉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还涉及制度、价值观、 秩序安排( 如国内政治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秩序) 等。也就是说，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 更关系到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第三，战略竞争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第四，正如杨原所指出的， 大国战略竞争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即以利益交换获取和竞争权力以及以武力胁迫获 取和竞争权力，由于主权规范和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存在，利益交换是当今大国权利 竞争的基本范式。
基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对国际竞争做出不同的分类( 见表 3) 。第一种 是基于规则/不基于规则的竞争。一般来说，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眼中的世界是反映洛克文化的，因而国家间的竞争是基于规则的、有序的;现实主义眼中的世界则是反映霍布斯文化的，竞争不受规则的约束、是无序的。 第二种是非冲突性竞争和冲突性竞争。非冲突性竞争不涉及双方根本利益冲突，如各国在教育、卫生、学术和环 保等领域的竞争或竞赛，而冲突性竞争则源于双方利益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抵触或 完全不相容，竞争有转化为冲突的可能。 第三种是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以提高己 方能力、增进己方福利为目的的竞争是良性竞争，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双赢;着眼于削弱 对方能力、阻止或妨碍对方实现其目标的竞争则是恶性竞争，其结果可能是零和甚至 双输。总体而言，有序的、非冲突性的、良性的竞争是积极的，而无序的、冲突性的、恶 性的竞争则是消极的。
在国际关系中，不同领域的竞争具有不同含义。经济上的竞争有助于推动竞争参与者改善商业环境、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降低价格等，这既有利于增 强各方的竞争力也有利于消费者，因而一般来说，国际经济竞争“促进了经济、技术发 展和社会进步”。 但是当经济竞争转向贸易战、金融战、技术战等形式，就会扰乱市场、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显现出破坏性，对国家间政治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政 治和外交领域的竞争则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有利于竞争各方对内提高国家治理能 力、对外增强外交吸引力，为世界提供不同的发展模式，改善世界领导权; 另一方面 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以及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安全领域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几乎都是负面的，安全竞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加剧各方的不安全感，增加误判、意外事件甚至战争发生的风险，不利于国际局势和国际体系的稳定。
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但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国际体系的变迁、技术 和社会进步、观念的更新等都会对竞争的形式、内涵以及演变路径产生重要影响。迈克尔·马扎尔( Michael J． Mazarr) 认为，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大国竞争呈现出如下 特点:竞争会创造一个动荡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各国偶尔会就调节各方行为的规范达成临时协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秩序机制仍然薄弱;典型的大国竞争通常表现为军 事竞争与冲突，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也会塑造这些竞争，但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冷战时期，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一道成为驱动大国竞争的关键动力，形成了以 政治画线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些都鲜明地影响到国家间的互动形式和内容。 与过去相比，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21 世纪的大国竞争重点更多体现在经济、科技领域，从而大大减少了冲突性竞争发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主导竞争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业政策的竞争，传统的军事和均势手段在应对这种竞争方面效应有限。 第二，由于“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权力日益被镶嵌在规则体系和制度约束中运行”， 国际竞争越来越是有规则的竞争，因而是有序的、可控的。第三，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上升和利益的深度融合造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 深刻地影响着竞争的目标、力度和演变路径，使得良性竞争远远多于恶性竞争。第四， 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拓展竞争的领域。网络、 5G 通信、太空、深海与极地都在成为大国的竞技场，技术不仅关乎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关系到地缘政治影响力。
竞争对于 21 世纪的国际体系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罗伯特·吉尔平( Ｒobert Gilpin) 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的 不平衡。新兴国家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会谋求改变或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利益和 影响力分配，从而推动国际体系的演变。这种变革既有渐进性的，也有革命性的，前者 表现为经常性的和平调整，后者则表现为霸权战争。 尽管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 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机制是战争，但在 21 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存在制约大国战争的强大因素，体系变迁的主要机制将是竞争而非战争。竞争推动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 ( 或支配国家) 调整其利益分配，改革国际机制，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平衡。因此， 竞争不仅是国家间互动的主要形式，也是 21 世纪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
从行为体的角度看，各国的竞争行为存在差异，它既受到一国历史和文化传统 的影响，也受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在战略竞逐中，实力较强的一 方会比较弱的一方感知到更多的竞争，并倾向于在更广泛的互动领域开展竞争。 这一点也适用于对战略竞争的分析。此外，决策者的理念和行为偏好也会塑造国家的 竞争行为，其如何看待和处理竞争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承认竞争的存在、不回避竞 争是一种客观的务实态度，而强调和突出竞争则常常意味着决策者要将一国的政策立 足点更多地置于竞争之上，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更多关注竞争面而非合作面。决策者 关心如何管理竞争，努力使竞争保持良性、防止竞争失控，是积极和建设性的; 而决策者专注于扩大和强化竞争则有可能导致恶性和不可控制的竞争，是消极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
上文对竞争规范和理论的梳理对我们研究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战略竞争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要正视两国间竞争加剧的现实。第二，中美竞争带有 21 世纪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其内涵、特点和本质，更好地认识和驾驭竞争。第三， 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中美战略竞争不仅会调整两国间的利益关系，还会对国际体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第四，虽然中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其形态和演变取决于两国的竞争行为，其后果也不是预先注定的。中美双方应积极地管控竞争，使竞争的建设性最大化、破坏性最小化。
三 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中美关于竞争关系的认知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在奥巴马 任期内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这里有必要系统梳理和分析这两个阶段中美两国政府 对竞争的态度以及两国学术界对竞争的认知。
(一)小布什执政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冷战结束后，国际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双边关系经历了一段颠簸不定的 时期，摩擦和对抗的态势突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