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令:全球化背景下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中有进
2020年06月29日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阅读量:356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指出和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央提出这个重要的战略判断,对我们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变局的积极一面是,人类社会处在“螺旋式上升”的演进过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也是变局中最大的“不变”。而变局的消极一面是,国际形势波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的因素无法避免。例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蔓延,便是暴露出诸多问题,需要人们深刻反思。总体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我们既要保持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性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判断好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潮流的变化趋势,更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巩固“强中国”和“利天下”之间的促进关系,用及时必要的变通和调适来防止日积月累的“异变”,努力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中有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型并非一蹴而就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由原始封闭的民族历史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打破地域的限制和克服各种局限而获得完全解放的过程,是世界各民族互相依存并走向统一的过程。

随着16世纪开始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对海外商贸利益的追逐日益加剧,各种因素交织,促成了新航路开辟,扩大了世界交往,引起了狂热的殖民扩张和商业革命,直接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从500年的视角看,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欧洲列强在全球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从400年的视角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诞生,国际关系迈入主权国家和国际法时代;从300年的视角看,欧洲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此起彼伏,有力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生产力发展;从200年的视角看,工业革命大大增强了欧美各国实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大规模殖民扩张。毫无疑问,西方世界过去对全球化的推动和创新精神加深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交流融合,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引领三次生产力革命,率先开创全球治理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但西方从崛起之时便将丛林法则和零和逻辑奉为圭臬,屡屡陷入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泥潭。如今的西方世界正面临陷入衰退风险,产业空心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虚拟化的后果出现,经济低速增长,社会裂缝加深,政治危机频现。

相比之下,非西方世界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仅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了美欧日之和,东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深化。尽管广大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社会结构等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但已经在逐步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成功,可以给许多国家破解发展困境带来新的有益启示。

如今,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深度交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为立体、多维、全方位的壮丽图景:数百年来非西方世界第一次整体崛起,不同国家紧紧连接在一起,人类大踏步迈入信息化时代,世界主要文明之间开始广泛平等对话。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场变局的本质,是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已经不再适合新形势,过去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当前生产力的现状,所以需要改变,具体反映为三对主要关系:第一,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现在全球“西降东升”的总体政治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提升,与百年之前“西升东降”的格局正好相反。第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南来北往”的全球化主流趋势仍会继续保持,在程度上也要比百年之前加深许多,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在共同推动这种趋势的发展。第三,中国百年与世界百年。当今“西降东升”总体格局正在强化“南来北往”的主流趋势,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便是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发挥全球引领作用是大势所趋

自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晚清朝野上下被迫开始“睁眼看世界”,“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类的观点迅速蔓延开来,“变局”“奇变”“创局”“世变”“运会”等词汇出现。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人们更是意识到,从未遇到过的千古危机已然到来。但那时的中国实在是力所不逮,只能任人宰割。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接力和坚守、探索和努力,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方面不断取得飞跃式突破。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坚持学习先进经验和贯彻自主创新的过程。对于西方国家过去做的不完善的地方,中国能勇于批判,吸取教训;对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做法,中国既能主动学习借鉴,也不生搬硬套。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有着极为悠久和丰富的历史资源,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今天的中国是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探索出了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的成功之道。这背后是将“古今中外”各种要素充分调和与妥善平衡的伟大智慧。

中国依靠自身努力取得了许多发展成果,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稳定。中国不走西方全球殖民和武力干涉的老路,而是讲究“以和为贵”。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当下,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与日俱增。中国充分运用和努力维护联合国等现有国际机制,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制的改革,还倡导和创设了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机制,例如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看,中国式的思维擅长辩证地分析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能够充分地讨论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实干精神善于有效地解决问题。中国应该毫不动摇地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向上地保持战略自信,继续深化改革,主动扩大开放,在国际交往中因地制宜、因国而异、因时求新,把自己的事办好,把跟世界各国的关系维护好,通过维系好国内外的稳定局势来保障和平与发展。

中国应更加主动地“造势”和“谋势”,为自身和整个世界开辟更广阔的发展和进步空间:中国要善于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要敢于带动以5G、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技术、虚拟现实等诸多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要乐于在国际舞台推广自身“良政”“善治”“高效”“有序”等治国理政经验;要勤于用路上、水上、冰上、数字“一带一路”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勇于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引领“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潮流。

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并没有变,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面对机遇与挑战,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必将不畏艰险,砥砺前行,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研究”(19CGJ03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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