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纯 强皓凡 纪昊楠:英国正式脱欧经济影响几何
2020年03月05日  |  来源:《中国金融》2020年第4期  |  阅读量:3267

2020年1月31日,三年半,三任首相,三次推迟,英国最终迎来了正式脱欧的历史时刻,进入脱欧后的过渡期,英欧关系翻开新的一页。

形式脱欧易,实质脱欧难。英国和欧盟还有经贸谈判的硬骨头要啃。谈判还未开始,英欧双方已纷纷要价,英国试图尽可能多地获取类似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成员国的优惠,而尽量少地承担相应的经济社会义务。对于英国而言,英国、欧盟达成的经贸协定越全面、越紧密,英国被要求遵守的欧盟的规则越多、领域越宽,其与美国等经济体谈判的余地和吸引力就越小。欧盟则坚持“公平竞争对等原则”,要求英国在人员流动、劳工权利、环境标准、竞争和政府补贴等方面看齐欧盟,以获得“零关税、零配额、零倾销”的协议。双方在金融、渔业等领域出现了明显分歧,谈判前景扑朔迷离。英欧贸易谈判的结果,无疑将深刻影响英国和欧盟未来的经济发展,也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相当的影响。

就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而言,短期来看,由于过渡期的不确定性以及重新调整的成本,贸易、金融等将受到一定消极影响,但长期的发展趋势取决于英欧最终的谈判结果,崇尚自由主义的英国或将抓住机会实现更好发展。

短期贸易可能会受到一定冲击。英国与欧盟贸易联系紧密,欧盟是英国最大进出口经济体,占英国总进口额的52.3%和总出口额的47.6%。脱欧后,无论英欧以何种模式相处,英欧都将从目前的单一市场回到双边市场,贸易成本的增加则取决于英欧的经贸协议。据测算,最极端的情形是:脱欧后英欧贸易份额前十五的商品将承担最多可达19%的关税。为应对脱欧后英国贸易可能遭受的冲击,英国政府希望在脱欧后建立10个自由港以刺激经济,并已经启动了为期10周的选址磋商。

金融业前景取决于后续谈判。以伦敦金融城为核心的金融业为英国提供了约200万个就业岗位,创造了英国12%的GDP,是英国最大的出口行业,贡献了服务贸易顺差的50%。而欧盟作为其最大的出口市场,2018年英国金融服务和保险对欧盟出口高达326亿英镑。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瑞银集团、美国银行、日本农林中央金库等不少知名金融机构相继走出英国,落户法兰克福、巴黎等城市,金融服务业共约有1万亿英镑资产和7000个工作岗位从英国转移。究其原因,是企业担忧英国原本作为欧盟成员国自然拥有的经营欧洲大陆金融业务的金融执照可能丧失。脱欧后,欧盟已声称不给单一市场以外国家金融自由准入执照。笔者认为,英欧双方应会依照约翰逊脱欧协议中议定的“监管等效”(Regulatory Equivalence)原则展开洽谈,以获得类似瑞士金融机构拥有的在欧开展金融业务的临时执照。谈判中,英国应会倾向于在获得准入基础上,尽可能少采纳欧盟较紧的监管标准,为英国金融业赢得更多自由和盈利机会,而欧盟则会坚持较紧的审核监管,并以此为筹码阻止英国放松金融监管,换取英国在渔业等其他领域的让步。

劳动力市场受冲击较小。受脱欧影响,近年英国在欧劳动力开始回流,加上政府的商业支持政策、私营部门招工增加、女性退休年龄推迟等影响,英国失业率一直低于4%。英国脱欧后,原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机制将不再延续,英国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欧盟公民在英国定居、工作、享受公共服务和福利等需要协商。但由于英国劳动力市场表现稳定,同时PSW签证的恢复为英国注入了新的劳动力血液,脱欧恐难对英国劳动力市场产生太大消极影响。

短期投资吸引力有所下降,长期投资增速将会上升。由于英欧经济往来密切,且英国崇尚自由主义,投资管制较少,资本市场相对发达,英国FDI(外商直接投资)中40%以上来自欧盟。脱欧后英国跨国公司在欧盟经营业务或需重新获取牌照,这将导致在英投资吸引力下滑。安永报告显示,在其持续追踪的222家服务公司中,有约40%计划将业务和员工迁出英国。而从长期来看,脱欧这一结构性因素使近3年英国投资增速遭受压制,与欧美周期间出现错配,随着美国、德国投资增速进入下降期,协议脱欧将会为英国带来新一轮投资浪潮。且脱欧后,英国大量中小企业得以摆脱欧盟制度的钳制,以更具活力和自由的姿态与世界经济增长前列的中国、美国等经济体加强合作,实现英国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

长期影响取决于谈判结果,英欧达成较松散自贸协定的可能性颇大。有关谈判结局,笔者认为,谈成一个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无疑是双赢,但真正达成必定耗时长久。一方面,主动脱欧的英国有着先手选择优势:英国希望塑造怎样的英欧新关系,并愿意付出多大的交换代价;另一方面,欧盟有求于英方的不多,谈判中更具主动和优势。英国方面,若英欧谈判能取得较为有利的结果,加之英国长期坚持自由贸易,看重自身比较优势和吸引外资,而没有欧洲大陆的“冠军企业”情结与经济贸易上的“繁文缛节”的束缚,长期看,英国经济发展仍具备充沛活力。

就对欧盟经济的影响而言,据比利时国家银行2019年报告预测,英国脱欧后,英欧间贸易成本将明显增加,爱尔兰、荷兰等与英国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体可能受冲击最大。除此之外,欧盟经济还将面临在短期内公共预算的资金缺口、长期的金融监管复杂化、产业链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公共预算资金缺口问题亟待解决。脱欧前,英国是欧盟内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净贡献国,向欧盟缴纳费用远超所得到的返还。英国退出后,欧盟每年将新增100亿欧元左右的资金缺口。为弥补这一缺口,欧盟已在做务实打算,采用压缩预算和增加缴费等“勒紧腰带过日子”的解决方案。然而,欧盟预算中一项主要支出便是资助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可能会收到更少的经济援助,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拖累欧盟整体经济发展。

欧洲金融秩序重塑,形势愈加复杂化。目前,英欧双方间的投融资、储蓄、信贷、证券交易等一系列金融业务所涉及合同,均在现有监管体制下运行。为最小化脱欧对欧洲金融业务产生的冲击,英欧双方已达成一系列应对无协议脱欧的重大安排。如在金融通行证方面,英国延长了在英欧盟金融机构过渡期,并推出临时许可制度,即若英欧间未达成过渡期协议,拥有“金融通行证”的欧洲经济区金融机构可通过申请获得三年的过渡期,继续按原有规则向英国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如此种种,脱欧后英国的离开使欧盟不得不面对金融监管等制度重塑的挑战与适应,而德国、法国等不少欧盟成员国看到其中机遇,积极吸引金融服务机构入境。但从长远看,考虑到英国在经商环境、法律、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加之“监管等效”原则影响,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依然牢固。

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波动。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2月,多达227万欧盟公民在英国境内工作。约翰逊政府已经承诺,将推动澳大利亚式的积分制移民政策,拒绝英欧人口自由流动。如果英欧不能就在英欧盟工作者居留权限、资格认证等方面作出妥善安排,部分欧盟公民可能面临回流欧盟境内的风险,为欧盟特别是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带来挑战。

欧盟面临经济挑战与政策困境。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的1.9%回落至2019年的1.2%。同时,欧洲核心经济体德国、法国、西班牙增长乏力,而英国脱欧离开,让欧盟失去了近3万亿美元GDP、6600多万人口,这将进一步削弱欧盟的经济竞争力,使本就疲软的欧盟经济雪上加霜。

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负面影响主要有两点:其一,英国退出使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经贸实力明显下降;其二,英国过去在欧盟内扮演的是倡导促进自由贸易的角色,失去英国的欧盟存在更加趋向贸易保护的可能。随着当前世界经济为逆全球化阴影所笼罩,中国有望成为英欧应对谈判不确定性与经济下行压力的突破口,并与英国和欧盟形成一种互动紧密的三边关系。

对英方面,中英之间多领域合作不断升温。中国目前是英国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自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以来,中英关系步入“黄金时代”。近年来英国加入亚投行、顶住美国压力与华为就5G展开合作等,释放出英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实用主义为准绳的行事风格,以及推动中英经贸关系的积极信号。为冲抵脱欧带来的冲击和损失,英国脱欧后应会寻求与中国确立新的贸易投资关系,展开自贸协定谈判等,同时为巩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强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在摆脱欧盟对英国金融方面的监管与束缚后,以更开放的姿态参与到沪伦通、A股市场国际化、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等中国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中来。

从全球的视角看,作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典型代表,英国、美国率先对全球化的逆浪作出反应,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的两只“黑天鹅”令人始料未及。但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相反,离开欧盟后显得形单影只的英国选择了继续坚持自由贸易、拥抱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积极态度。如今,在脱欧难关面前,英国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成为应对全球化副作用新路的开拓者。离开了欧盟束缚的“全球英国”,仍然秉持着数百年来的重商传统与自贸理念,犹如国际社会中的一条鲶鱼,搅动着全球贸易与国际金融。从全球化的意义上说,倘若英国能顺利克服脱欧的阵痛,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达成自贸协定,为全球化开辟一条新航线,脱欧未必是一件坏事。脱欧之后的英国鱼游入海,重回经济全球化的潮头,值得期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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