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大国的外交总是具有深厚的国内政治渊源。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与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存在一致性和连贯性，两者在学理上义理相贯、逻辑互通。从中国自身的政治学理论知识出发,可以丰富和拓展对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理解。中国大国外交追求“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体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对更好政治秩序的理解；中国共产党（CPC）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其避免了党争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干扰，为大国外交提供了更强的确定性和连续性；中国政治学中的政府观丰富了政府理论的内涵，中国政府内在的公道属性则界定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利益观、角色观和责任观；中国自身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实践赋予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以新的内涵；与流行的对抗式制度体系相比，中国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为国际合作的持续开展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国内制度支持。中国大国外交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发展道路在逻辑上是一贯的、相互联系的，中国外交理论和中国政治学理论具有相互启发的效果和意义，两者的更多交流与融合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引 言

本文主要探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尝试将中国的外交行为和实践放在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理解，意在弥合外交理论和中国政治理论之间的隔阂，力图提供一个解释中国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的初步框架。 

中国是一个新型大国，其一言一行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中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受到外界关注，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和实践也很为外界瞩目。认识和理解中国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不同学科从各个侧面竞相提供着关于中国道路的各种竞争性解释。在国际层面的中国研究中，对于中国的解释多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下进行。在其研究取向中，无论是中国政治发展还是中国外交行为，大多被用来检验已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只是既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经验案例或者注脚。因此，虽然中国政治与外交成为理论解释的对象，但是其中的经验并没有上升和抽象到既能解释自己也能解释他人的一般理论。这种现象导致了中国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被动地位，难有独立可言。在面对或者说服国际社会时，有时为了增强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或者为了让他者理解和接受自身行为，不得不从外来概念和理论中寻找正当性依据，自己的理论很少能够对外部产生正向说理和启发的作用。能否以及如何以中国自身历史和逻辑为本位形成一套自洽的政治和外交理论、对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恰当解释是亟待解答的理论问题。

从中国外交理论研究本身来说，人们习惯于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探究中国外交的世界观、行为态度、实践模式和互动规律，但是很少去探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政治基础。在这一领域，既有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影响中国外交的内部因素，但是将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理论延伸应用到解释中国外交发展之中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例如，日益成熟的中国制度体系对中国外交有何影响和意义？中国政府的特性在多大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外交的立场和取向？从中国政治发展中概括出的一般政治学知识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提供了何种解释？中国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这两个层面受到哪些政治思想和理念的共同影响？本质上，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外交发展道路并不是相互脱节或者不相关联的，两者不可能遵从不同的解释逻辑。解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与解释中国大国外交发展道路的理论在逻辑上应该是一致的，不会各行其是。这就需要从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资源中提取对中国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解释。这就是本文的初衷和用意所在。

中国大国外交的政统和政道资源

古今中外不同文明的知识体系都要解决政治体系的政统和道统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既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也有国家建设的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意识形态功能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大国将一套自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贯穿于国民教育之中，将其内化并转化为国民对国家政治和制度体系的自觉和自信。如此，才能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提供牢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所谓国家建设的意义就是政治学知识要能发现、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不是相反。所以，一个文明的政治学知识要立得起来，就必须主要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资源中确立政统和政道。如果政统和政道总是部分或者完全承袭自他者，自己的政治实践只有用他者的理论才能说得清楚其政治发展的线条、方向、目标和进程就会处于不断的摇摆之中。这一点可以近代以来西方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来予以说明。西方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政统和政道问题上通过追踪古希腊、古罗马、近代欧洲和现代西方（主要是英美）的线索，确立了知识体系的源头、核心命题和发展方向。大凡其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关键资源和延续逻辑，必从自身历史和传统中找出，断然不会轻率地追溯到印度和中国文明。这是因为一旦将核心命题、关键资源、延续逻辑这些涉及政统和政道的内容接续到外部，作为政治稳定根基的政统和政道就将不再牢固。

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政统和政道资源从哪里来？这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包括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建设）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有助于促进他人真正从中国的视角出发理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基本背景,也有助于我们自己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传播自己的核心知识。政统和政道资源应当有四大来源：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是CPC立党建党的基础，CPC人的命运和使命同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原色和底色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区别于其他任何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根本特征。第二，中国传统政治和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有一套独特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人类古代政治文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为东方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合道、合理的政治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实践乃至现代世界的一些政治和外交实践在古代中国政治和对外关系中都能找到渊源。第三，其他国家政治学成果的吸收、批判、转化和创造。中国政治学知识也是在同其他国家政治学成果的交流互鉴中发展的。这里的其他国家并不限于西方国家，也包括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等。第四，CPC人从建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治国、兴国过程中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和政治创造。这四部分内容大致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知识的主要来源。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按照一个连贯的逻辑将四个来源的内容转化为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一个知识体系。曹沛霖在谈到中国政治学体系建设的问题时指出：“２０世纪的中国政治学有三个来源，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每个思想来源都有一套相应的制度设计，但遗憾的是这三个来源至今并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仍然是分立的三块，换句话说没有创造出‘中国政治学’。”因此，关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政统和政道的概念标识和逻辑确立就成为贯通融合几大知识来源“多义合一”的关键。换言之，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这个前提下，按照将中国传统政治学知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知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人类已有政治文明成果融会贯通的叙事逻辑建构知识体系。

对不同来源知识的会通和转化还需要与现实政治中的制度创新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使知识来源和现实制度构成有机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基本制度、一般制度和具体制度，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天下为公的政治关怀、人民中心的政治思想、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大一统国家及各民族团结、和平共处的国家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概念都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政道内涵，它们的内在逻辑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和自洽性。

就中国大国外交的理想与目标而言，能够概括中国大国外交理想且与中国政治思想内在一致的源头或标识性概念就是从“为公”出发认识和改造世界，最终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为公”思想能够将中国政治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以及现实政治中的制度设计初衷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为公”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的重要内涵，CPC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的初心是在公在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将“为公”视为政治之善。当代中国制度体系的设计和运行是本着“为公”的政治理念。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也包含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