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在社会主义中国，会限制、隔绝资本和政治之间的勾连，确保人民政府的公道性和中道性，保证政府不被利益集团政治绑架，制定和执行面向最广大人民的公共政策。这同很多国家中资本俘获政府的政治模式截然相反。

第七，政府和社会、市场是互补而不是对立关系，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关系，同时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有别于西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极端“小政府”和私有化理念。政府不是越大越糟，也不是越小越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质量是衡量其优劣的关键标准。

第八，CPC的长期执政决定了中国政府必然且内在地是一个承担完全责任的有担当的政府。中国政府近乎无限的责任与多党制逻辑下的政府只会承担有限和部分的责任形成了鲜明对照。对后一类型政府的问责上经常因为政党轮替而被自动豁免，而且这种责任豁免还合乎制度程序。相反，在中国政治中，政府在理论上的责任还是跨代际的，其在行政上既要对之前的政府行为负责，也要对之后的影响负责，因而政府的视野和规划要比选举政治下频繁更替的政府更为长远，行为也更为节制。

那么一个为占世界人口１／５的庞大群体所选择和理解的人民政府，对于跳出流行的主要源自约翰·洛克的政府理论、重新赋予世界政治中的政府以新的含义以及进一步理解这种新型政府的外交行为而言，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本质上，一个为公、为民、代表绝大多数人权益、承担广泛的施政责任且不被狭隘利益左右的人民政府是也必须是守公持正的公道政府。保证公道政府的关键在于存在一个居于长期领导地位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或者执政集团。这并不是说在竞争性多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政府就一定有失公道。然而，政府一旦被狭隘利益集团绑架，其本应具有的守公持正的性质就很容易被扭曲。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总是倾向于通过政府政策来实现少数人的部分利益，同时让大部分人承担成本。公道思想是中国政治学思想的要义，其已经成为普通民众衡量和监督政府的基本政治文化标尺，同时也渗入中国政府的骨髓之中。公道政府出发的外交理念、政策和行为至少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公道政府在国际上会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判断国际事务中的是非曲直。过去的外交理论将国家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若将此作为国际关系的绝对指导原则，必然会产生一个相互排斥的国家体系，国家间合作将无以展开。在一个关联性利益日渐增加的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国际社会的共生性日益发展，一个公道政府更不应当将自身国家利益的实现建立在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其对利益的界定应当超越现实主义的狭隘利益观，从更为包容和关联的角度定义自身与世界的利益。这也正是中国外交的独特利益观。

第二，公道政府会始终站在国际公理一边，反对殖民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政治，坚信公理一定能战胜强权。一个在国内治理中不为特殊利益左右、坚持公道的政府，在对外关系和全球治理中也必然能保持对善恶是非的明辨能力，秉持公道原则处理国际关系。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其中蕴含着很多经验和理念，例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等。中国外交之所以在国际社会中能立得住、走得远，能够在外交史上独树一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能够秉持公道地立言、定向、力行，公道成为中国政治外交的重要的价值观和软实力资源。纵观世界历史，一个大国的外交只要始终恪守公道，以公道公理为行为之准绳，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反之，其外交很容易将国家和民族带到历史发展和世界潮流的对立面。

第三，公道政府在外交上守公持正，这有三方面含义。其一是公道政府始终站在国际公理和正义的一方，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以公认的国际法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反对危害国际和平、损害国际平等、破坏国际关系民主的行为。其二是当争取公道的国际政治演变为争取霸道的阵营对抗而失去正当性的时候，公道政府会选择超越或脱离这种阵营对抗。在冷战时期，当冷战逐步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演变为美苏争霸的阵营政治时，中国就成为最早脱离两极争霸的大国，站到了当时反帝反殖反霸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其三是公道政府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卷入各国内部的派别之争，不利用别国内部政治争端，不会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激化别国矛盾，尊重多党制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将同在野党关系限定在一般党际交流的范围内。

第四，公道政府的外交应恪守公认准则、承担国际责任。公认的准则和规则是世界各国之公器。一个稳定的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各国遵守公认的准则和规则的基础上。准则和规则是一种共有知识，有了基本的准则和规则，国与国在打交道时才会有稳定的预期，合作才能逐步扩大和深化。中国的基本规则观是：中国是公认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倡导以规则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于国际规则的改革，中国主张在遵守既有规则的同时逐步改进旧规则、创设新规则，不主张破坏既有规则，避免损害国际体系的稳定；规则内容应该体现平衡、比例、平等、普惠的原则；中国在全球治理等缺少规则的新兴议题领域，和各方一起合作积极创设新规则。

中国的民主政治与外交

民主关乎当今世界各国的内部政治，也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在民主政治研究上主要有两大理论源流：一个是资本主义政治学叙事中的民主理论，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治学叙事中的民主理论。由于存在两种不同的民主政治叙事和传统，各国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有很大不同。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可以将西方政治称为民主政治。但是，如果完全从学理意义上看，将西方民主政治称为对抗式制度体系会更为确切，其本质与民主的要义尚有距离。

从“同名异义”的角度来看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最核心的关键概念，但是不同国家和学术界在表述“民主”一词的时候，含义却千差万别。可谓一“名”多表，众说纷纭。２０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民主的学术表达有三个特征：一是接续到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上；二是一直遵循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理解，民主政治知识和实践至今仍然没有超越近代的理解,这是其局限性所在；三是至少从冷战特别是冷战后期开始，西方政治学巧妙地将西方民主从特殊包装为一般，以外交力量将其作为普遍的政体标准予以推广，使得这一概念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个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加工方式对世人和学人很有迷惑性,以至于认为民主就是投票选举、民主就是多党竞争、民主就是三权分立、民主就是分权制衡。

在当代政治学理论中，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理论流派共用“民主”这一概念，而其定义又各不同，造成了政治学叙事的极大混乱。在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当说到民主遭到挑战和威胁的时候，其含义是指内外势力挑战CPC的集中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和法治等。近年来，个别地方人大换届选举中出现了金钱贿选等现象，这种以资本购买选票、左右选举过程的现象就挑战和威胁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党纪和法律处罚这种行为是为了捍卫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民主话语中，用金钱购买选票、资本控制政治这种行为并不被认为是违反民主原则或者威胁民主。在讨论民主政治问题时，需要预先清楚在这一领域中由于“共名”而产生的概念混乱，否则就容易被名目多样的词汇误导，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在中国政治学理论中，尽管与西方国家共用“民主”这一名称，但并非同一事物。就民主的近代来源而言，中国民主承接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民主理论传统，而非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传统，所以中国民主的近代传统和正统接续是在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是在批判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形成的。中国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传统或者正统是从传统中国政治中优秀的民本民生资源、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正统民主资源、CPC建党以来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中确立起来的。在这些主体资源的基础上，还需要适当吸收转化其他国家民主政治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有以下问题需要阐述：其一，人民民主思想。其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以合作协商为根基，而不是以分立对抗为导向。现代西方政治中所谓的分权学说和实践已经成为当今很多国家政治发展中出现极化和否决政治的根源之一。与之相比，中国的合作协商政治在体制竞争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其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和运行不是以相互制衡为逻辑，而是以相互监督为逻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将制衡视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乃至重要标准，由此形成了利益集团理论、分权学说和政党理论。但是，这只是对其政治经验的理论概括，制衡绝非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准。其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基础有利于防止资本侵蚀人民民主、破坏社会主义选举制度，并在宪法和制度上防止资本攫取国家权力，从而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根本上区别开来。其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其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广泛征集民意、科学决策的机制。其七，协商精神和协商民主并不仅仅体现在中国的国内政治生活中，也表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其八，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