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公还是以“天下为私”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实际上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和外交哲学。政治一旦被为私支配，就会失去政道；政治一旦被为公主导，就能得到政道。在中国的大国外交话语和外交实践中，“公”是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以及建设国际秩序的一种价值导向。这里的“公”强调公道、公理、公正、公平、公信等对维护国家间秩序的意义。如果有更多国家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中遵循此道，它们之间形成的共同体秩序就会逐步扩大，直至形成命运共同体。同样，判断任何国际秩序时，只要遵循公道、公理、公正、公益、公平、公信的准绳，其得失利弊就显而易见。

倡导为公的公道国际秩序在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的转型期更有必要。世界政治在道义上存在公道和霸道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公理和强权之间的矛盾。现在的一些理论和舆论以历史上的争霸逻辑来形容当今的大国竞争关系，试图将在外交上恪守公道的中国与在外交上奉行霸道的国家的关系转换为一对争霸的不义关系。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就会不自觉地掉入话语陷阱，丢失掉本来拥有的代表公道一面的资源，这是在理论思维上要注意避免的。

中国的政党制度与外交

政党是理解现代政治的关键。２０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学从西方自身经验出发，将竞争性多党制视为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准。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竞争性多党制成为西方国家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流行的政党政治模式。政党通过周期性选举获得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席位和权力，进而推行自身政策，这是这类国家政治生态的重要周期。但是，流行的并不一定就是唯一的，政党制度实际上有各种类型。如果说多党政治是西方政治发展中的一项创造，同样可以说，CPC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一项政治创造。

撇开政党理论中的争论，客观地说，要想理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关联，恐怕都离不开政党。首先从政党政治与外交的一般原理来看，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打交道时，与其说是在同这个国家打交道，毋宁说是主要在同这个国家不同的政党打交道。国家是抽象的，但是政党却是具体的，长期或者轮流执政的政党的纲领、价值、立场、代表范围和利益基础等都会极大影响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因此，在现代政治特别是在政党政治中，政党都是将自身的意志通过国家行政或立法机关转化为国家意志。反过来说，一国政府的外交实际上更多是某个政党的外交。政党政治的这条一般原理既适用于竞争性政党制度国家，也适用于包括CPC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内的新型政党制度国家。从原理上说，竞争性多党制国家的某个政党在其赢得选举、开始执政以后就开始将自身的政治外交意志通过国家机关转化为国家的政治外交意志，这同CPC作为执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将自身为公为民的政治理念以及追求和平的外交理想通过国家机构转化为国家的政治外交意志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不同政党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明白了这个原理，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在界定和解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时，首要强调的就是“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内涵是以普遍的政治学原理为基础的，并无特殊之处。

在国际关系中，人们愈来愈意识到，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以及国际合作深受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困扰。如果观察那些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大国，就会发现其外交行为几乎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多变性。政党的周期性轮替往往意味着该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反复，在两党或多党之间不存在一致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时尤为如此。竞争性政党政治是对抗式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得要为国际合作寻求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变得更加困难。党争政治恶化的国家常常陷入相互否决的状态，面对相同的国际关系议题，不同的政党立场和态度迥异，国际合作常常成为这类国家国内政党斗争的牺牲品。这种政党制度带来的外交难题及其对国际合作的消极影响正在今天一些西方大国的内部不断上演。作为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反思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这一面。该制度是否像有的西方政治学教科书认为的那样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圭臬和方向，仍然是值得怀疑的。

CPC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其遵循整体和合作协商的逻辑，而不是根据部分和对立的原则来设计的。这是其与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一点对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特殊意义。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和平属性，《CPC章程》（以下简称《党章》）的总纲规定了党的对外工作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宪法》和《党章》有关对外工作的原则和目标是一致的,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宪法性基础的全貌。第二，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前提下，通过交流互鉴治国理政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政党治国能力的提升是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内涵。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提倡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互鉴，一方面针对的是部分国家对外输出特定政治模式，导致一些地区持续动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的政治方案。这一方案超越了模式之争，反对模式输出，把提高治理能力纳入新时期国家间政治合作的范畴。第三，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避免了党争政治对外交政策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干扰，为中国这样一个新型大国提供了更为连贯的外交政策基础，为外界同中国打交道提供了更为稳定的预期。

中国的政府理论与外交

无论是理解国内政治还是理解国际政治，都离不开政府。政府是这两类政治各自运行和互动的主体。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建立在对政府的独到理解的基础之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都会把国家作为核心研究对象，政府和国家常常交织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然而，如果要考察国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质量以及对外关系中的外交行为和政策，考察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比探究国家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主权体系已经定型的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合法性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政府及其质量则愈来愈为政治学和外交研究所关注。因此，有必要从政府理论出发来思考中国外交的基础。

当今流行的政府学说多从代议政府的逻辑展开，其经过２０世纪一些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同加工和改造，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政府理论。对于这套政府论的主要观点，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奉之为政府理论的圭臬，鲜有批判和质疑。这些观点包括：（１）政府为恶的假说。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政府像理性人、经济人假设那样是自利的，会为自身利益考虑。（２）政府应该是“小”政府，不干预、少干预的政府才是好政府。（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是对立关系。（４）政府是否民主只能根据是否存在竞争性多党政治的定期选举来判断，政府受党派政治影响。（５）由于受到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约束，政府的施政理念不得不在不同政党的理念间摇摆，本应守正持中的政府由于竞争性政党政治而被扭曲。（６）受竞争性多党政治的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常常因为党派政治而剧烈变化。在中国政治学理论中，对政府的认识同上述流行理论相比具有很独特的内容，值得国际政治学界深思。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政府理论有以下值得重视的观点：

第一，政之所要，在乎民心。传统的中国政治和民间认识中并不会从政府天然为恶的简单假设来认识政府，更多从政府的执政状况和民心向背来判断政府的优劣善恶，得民心的政府就是恪守政道的政府。

第二，政府为公思想。政治以及政府是公和正的代表，政府应该是公道政府或者中道政府。这与传统中国政治所讲的“天下为公”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为公思想是相通和一致的，与受多党制支配下政府只代表部分利益的理念截然不同。

第三，由于政府本身就是公和正的代表，因此肩负着仲裁判断的职能。在中国政治理论中，政和法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于是有了“政法”这样的政治学概念。

第四，政府为民或人民政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所有国家机构的名称中均加上“人民”二字，突出的是政府为民思想。“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一个为公的政府否定了一些政治学理论中政府为私或者自利的假设，政府本身并不代表哪一党、哪一派、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它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政府本身没有利益，因而不能根据经济人假设来理解和分析政府。

第五，在当代中国政治中，CPC、政府、立法司法机关和监察监督机构是一个逻辑上的整体，这与现代西方政治中代议制逻辑中上述机构之间的分立制衡是不一样的。虽然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为了理解上的方便，会以狭义的行政部门的概念来定义政府，将政党、政府、立法机构和司法区分开来，但是在中国人民的习惯认知中，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机构均被视为政府的一部分，民众还会用“公家”来笼统地指代这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