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9年06月28日  |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  阅读量:23160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是百年?为什么是大变局?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关键变量。力量对比在变、游戏规则在变,因此国际社会面临“大变局”。

一、新时代:国际社会来到十字路口

过去提及中国近代史,常听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中国的近代史与西方国家的近代史是不同步的。从中国史角度,近代是1840年—1919年,现代是1919年—1949年,当代是1949年至今。从世界史角度,近代史是16世纪前后到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酝酿、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世界现代史是20世纪初至今,一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近代、现代、当代是相对的,中外标准不统一,同一个地球,但每一个国家成长的步频、步幅是不一致的。中国的近代史节点比世界史标准晚了340年,因为世界近代史的逻辑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公元1500年史观”,就是西方中心史观。其次,世界近代史基本就是西方近代史,主要指标是海洋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东方历史被凝固了,东方虽然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但它已经没有历史。如果有历史,那就是东方在什么时候西方化、在多大程度上西方化的历史[1]。最后,中国现代史与世界现代史几乎是同步的,关键要素是“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今天,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基本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过去垂直性、垄断性、等级性结构被扁平化、节点化、网格化结构所取代。特别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百年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要素。

回顾历史,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上奏《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指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里的“大变局”主要是指,在过去,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面、西面等陆地方向,而面对东南的万里海疆,从未有大规模能够深入京畿腹地的入侵。故此,晚清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李鸿章强调要加强海防,因为这种来自东南海疆且能够“一箭穿心”的西方殖民侵略过去三千年从未遇过,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巨变。从时代意义来说,“大变局”是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面前土崩瓦解的时代。

今天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完全不是一回事。2018年7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理解“大变局”,除上述三点原因外,还有一个核心要素即准确定位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越来越主动地参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塑造。为什么是百年?百年都会出现世界性问题,这类问题不是一两个国家能够解决的,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是最大的世界性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政治上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与右翼势力抬头,文化上美欧之间与欧洲内部价值观出现分裂。与之相对,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力量,在经济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全球互联互通,政治上主动承担负责任大国责任,文化上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下文将具体从新格局与新秩序角度,剖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内涵。

二、新格局:“一超多强”到“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理解大变局的两个关键变量。世界格局是指国际舞台的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一种力量对比态势。国际政治学通常以“极”为单位称谓世界格局,如单极、两极、多极格局等。“极”的实力由多种要素构成,体现的是综合国力。其中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国家“软实力”也日益成为衡量“极”的重要指标。

(一)四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海洋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两极格局”进入“一超多强”,关注的焦点是主要政治力量,即区域性或全球性大国,而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经济为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当,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过去五百年,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优势是绝对性、压倒性的,具体表现在科学、技术、海洋等领域。其中,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以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为标志,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美、德、英、法、日等多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二战后不久即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信息时代”(计算机、通信革命)。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前三次工业革命都由西方国家所主导,是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需要强调的是,科学和技术始终是影响人类命运和大国关系的重要变量,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学和技术革命。20世纪发展了五大尖端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和基因重组技术[3],其中最基础、最关键的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类也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是,过去五百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全球是不平衡的,科学技术的地理中心在欧洲、北美。中国曾先后失去过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在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急剧地衰落,由于错失工业革命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不足1/20[4],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是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即“智能时代”(预计进入的时间为21世纪20-30年代)。智能时代不同于信息时代或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两者之间有个共同特点:分布式,代表了一种从技术权威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在国际政治层面,今天的权威是“共识”,而不是“强权”,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了“共识权力”,将会很大程度上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共治。

以人工智能为例,它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对比全球各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中国、美国和日本位列前三,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AI领域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全球第二。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为王”,大数据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稀缺资源。海量数据与巨大市场运用是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优势,在这些国家互联网数据资源快速增长,网民数量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有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城镇化加速推进,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对医疗、教育、养老、安防等智能化产品和服务需求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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