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秩序：从“中心—边缘”秩序到“节点—网格”秩序

国际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游戏规则，是国家相处之道。2017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两个引导”。

（一）国际秩序不同于世界秩序

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是世界秩序的文化基础；二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是世界秩序的安全基础；三是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主义国际机构，是世界秩序的制度基础。这个“世界秩序”有其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美国长期在这个秩序中居于领导地位。但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入发展，这一“世界秩序”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挑战，越来越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政治层面，美国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在很多地方遭遇水土不服，特别是在中东、非洲一些国家，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架构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导致严重的动荡，甚至外溢。在防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给地区热点问题增添新的复杂因素。在经济层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缺陷，这一次“打败”资本主义的依然是它自己。正如《资本论》所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9]金融危机带给整个西方世界的，不只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国家发展方向问题，而且还在动摇西方的价值观基础、盟友基础。

伯尼·桑德斯在《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在今天的美国，包括20%的儿童在内的4300万人生活贫困，很多处于极度贫困中。在经济动荡，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现实。最富裕的人们以及大企业从来不为民众着想。大多数美国人生活艰难，对未来失去信心时，富人却更富裕了，大部分新增财富都流入金字塔尖1%的富人之手。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主要国家里最大的，也是自1920年以来最大的。”[10]

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人们自然想知道中国持何立场。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支持现存国际秩序，不过使用的词汇是“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表2美国、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恰恰是由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没有得到有效履行。为此，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而不是单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法治化而不是丛林法则，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不是强权政治。 

（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及其超越 

在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过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这一体系的两个最主要特征。 

在经济体系中，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两条主线，将各个国家牢牢地粘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但是，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发达国家外围到处存在不发达。核心化以及边缘化都是动态性的过程。“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同样，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认为，“世界体系”的基础是“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倾向性规律”是：体系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一个中心点为核心，“受极点吸引的各地区组成一个具有多种严密结构的整体”，从中心到边缘，可以划分出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结构层次。其中，中心区域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11]。在政治体系中，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和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推动力。追求霸权地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在文化体系中，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凌驾于多元民族文化之上，营造了一种全球趋同的文化氛围。 

中国所追求的秩序不是西方全球化的“中心—边缘”秩序，也不是过去中华帝国所构建的“轴辐秩序”（朝贡体系），而是“节点—网格”秩序，即“去中心”、去等级制，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国家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在实践中，最能体现“节点—网格”秩序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政治体系中，“一带一路”强调“去中心”、“非极化”，不追求霸权地位。美国的盟友体系优选三类国家：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制，最好是同美国一样的“三权分立”，这不仅是政治制度选择，也是一种价值观选择；二是地缘上的海洋国家，同美国一样重视海权，如英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通过海权联盟来控制海峡和运河，借此遏制陆权国家的潜在挑战；三是宗教信仰上的犹太教或基督教。与美国以自身霸权构建的盟友体系不同（在盟友体系内部也存在等级制），“一带一路”是全球伙伴关系体系的具化，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原则，也是“一带一路”的原则。在文化体系中，过去五百年，西方是对立性思维、差异性思维，中国则强调共同体思维。西方价值观是求“同”，而“一带一路”价值观是求“通”，尊重差异，强调“和而不同”。

表3“一带一路”与世界体系理论的具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