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学界和政策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属性和目标等根本问题的定位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模糊。在这些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在根本问题上给出更加明确的答案，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更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本文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终极诉求，深入分析了影响世界格局和中国崛起的主要外部环境,特别是处于经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与守成国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从缓解当下面临的主要困境出发来研究“一带一路”。这种方法有助于走出学科和部门间的偏见与分歧，对“一带一路”的根本属性和目标做出比较客观、审慎的判断。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在核心问题即其属性和目标上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一带一路”究竟是一项经济政策还是战略部署？是经济目标至上还是政治目标优先？主要是经济手段辅助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是非经济手段服务经济利益诉求？不同层次的利益诉求之间如何排序和相互定价？目前，这些问题都没有清晰的答案。

不同学科领域和政策部门对上述问题都有各自的理解和诠释。在理论层面现有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涵盖了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其中相关度最高、讨论最密切的是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很难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属性和目标形成共识。在政策实践层面，不同的政策执行部门受各自业务范围及其思维惯性的影响，也会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和定位各自做出解读，并在不同解读的基础上多方推进。

经济学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多涉及微观层次的议题，通常先验地将“一带一路”理解为纯粹的经济问题，将其视为服务中国对外贸易、金融、投资和产业合作，辅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赚取海外利润的政策工具。这些研究或就产业、贸易、金融、技术、能源等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或侧重中国与具体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合作研究，探究的多为“一带一路”的“冰山一角”。

国际关系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相对更关注宏观层次的议题。这些研究主要将“一带一路”视为服务中国外交布局和战略实施的政策平台。其内容或侧重某一宏观问题领域，如全球和区域治理、国际安全、对外援助、国际组织，或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视角切入，或站在宏观战略和外交顶层设计的高度展开。相比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视角更具全局高度。

总体看，两大学科在诠释和研究“一带一路”时，大多围绕本学科领域的关注点展开，基本不在一个层面讨论问题，更多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以致“一带一路”研究大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态。纯粹的经济学研究常常忽视了“一带一路”作为顶层设计的全局性，而纯粹的国际关系研究往往过于突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必要性和远景规划，对中国在特定阶段推进“一带一路”的可行性和成本分析关注不足。“一带一路”建设在现实中必然涉及经济诉求和外交、战略等非经济利益之间的互动，需要打通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对两者进行综合、平衡的考虑。然而现实情况是，在一些跨学科的政策讨论中，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在探讨“一带一路”的经济和战略目标及策略时，经常将两者间关系看作彼此对立甚至相互否定。

现实中规划“一带一路”的推进并非单一领域和视角所能胜任，因此学理上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也应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打通视角间的局限。近年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也有不少从宏观经济战略视角深入分析“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内容既涉猎“一带一路”在战略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的跨领域经济议题，比如全球和地区生产网络、区域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的综合衡量指标，同时也触及依托“一带一路”实践的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等全局性的经济战略思考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叉学科研究。这些研究体现了学术界在“一带一路”研究中的综合性跨学科视角，为不同学科和政策领域间的相互借鉴和协调提供了启发性思考。

“一带一路”被写入党章和十九大报告，是中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重大国策。它首先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综合性、跨领域的顶层设计，其远景是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的宏伟构想。作为长期国策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相互配合，中央、地方、企业、社会多层互动的全局规划。唯有如此，“一带一路”才能承担起党中央赋予它的特殊使命。然而，实现宏大的远景目标需要“一带一路”分阶段、有步骤地展开和推进，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策略选择亦不尽相同。

“一带一路”是在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中应运而生，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创新模式。它的阶段属性和目标的确定也要建立在上述时代背景和约束条件之中。因此，要想明晰“一带一路”的属性和目标，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崛起到底正处在什么阶段，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是何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中国面临的主要情景、策略选项以及总体趋势又是什么。本文将“一带一路”建设置于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从战略与经济的综合视角切入，讨论当下正身处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所设计的发展困境中的中国应当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主要目标、如何围绕这些目标选择经济崛起策略、如何确定“一带一路”政策实施的限度和重点所在、如何发挥其在中期内对冲中国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并尝试就将“一带一路”打造为长期支撑中国周边秩序的支柱提出政策思考。

二、崛起阶段和体系关系

自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走势进一步明朗。在当前时点讨论“一带一路”的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关系、评估“一带一路”的功能与成效，首先需要回答两个根本问题，即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什么，服务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的关系又是什么。

（一）中国处于崛起起步阶段

按照标准GDP计算，中国如今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63％。但是，经济总量本身并不能单独作为判断大国崛起阶段的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规模几近追平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其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过英国居世界头号工业国地位，在20世纪初其经济总量更是达到英国的近两倍。在当时，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英德冲突和权力转移进程已经箭在弦上，美国则可以继续在既有国际体系中“韬光养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是经济总量达到过美国的50％—60％，当时的苏联和日本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两极格局中的一极，而日本则受制于美国，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即被美国阻断步伐。所以，经济规模只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指标之一，还必须结合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才能判断大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且以此为基础确定其对外政策的重点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苏联在经济规模最接近美国的鼎盛时期，拥有以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为支柱的、独立的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体系，与美国主导的体系分庭抗礼。相比而言，目前对世界核心地区和国际政治核心事务的介入和博弈能力较弱。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意义上的中美之间的权力竞争特别是领导权竞争还没有提上日程。领导权竞争的传统核心领域是军事安全和联盟体系，根据在这一领域的实力和运用实力的能力，中美之间的差距甚至大于俄美之间的差距。俄罗斯是当今世界唯一能与美国保证相互摧毁的超级核军事大国，其在中亚和中东拥有军事基地，在中亚、中东和欧洲都拥有准盟国，在独联体地区建立了地区军事同盟体系——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是欧洲和中东这两个世界权力的“心脏地带”的“超级玩家”，具有强大的博弈能力。相比而言，多年来“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也使得中国对于国际和地区的核心政治议题介入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