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汲取日本经济崛起失败的教训。日本的经济崛起属于第一种情形，当时它面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施加的巨大压力。在遭遇竞争大国的经济打压时，日本改变不了对美国体系的高度脆弱性依赖，希望通过妥协化解与竞争大国在经济领域的冲突，因此日本努力转向第二种情形。但日本的这种尝试并不成功，最终结果是经济崛起进程遭到阻断。日本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下，签署了《广场协议》，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更是在美国的逼迫和压力下在经济领域节节退让。日元被迫持续升值，国内制造业遭受重挫后流向资本市场，而在短期内对华尔街的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又导致了国内资本泡沫的迅速破灭。这一时期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势头发生逆转的关键节点。其中，外部压力并非唯一因素，日本政府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在遭遇“经济滑铁卢”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最终结果是日本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停滞。日本的实际经济规模在鼎盛时期达到了美国的60％以上，但是如今只有美国的25％。日本实际上选择了以放弃经济崛起为代价，换取继续在美国的体系内生存和发展。中国需要从日本的策略选择中警醒并认识到，现阶段美国阻碍中国崛起的首要目标是阻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现手段不一定是借助军事力量，其选择不仅仅是挑起军事冲突或者发动预防性霸权战争。对美国而言，更有效的选择是利用急于稳定关系、担心全面遏制的心态，诱使对方选择以损伤自身经济发展为代价对美国做出经济政策让步。日本是在军事和政治上追随美国的盟友，追赶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被打断之后，其仍然可以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继续发展。但是，如今的美国精英决策层恰恰认为，自由制度主义者试图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策略已然失败。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建制派倡导的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为代表的俱乐部式的机制安排，还是特朗普政府热衷的“一对一单挑”式的零和博弈，都表明美国不再容忍中国在自身的经济体系内继续壮大，而且美国的西方盟国在这一问题上也与其趋于一致。

第三，尽管身处第一种情形，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有条件和可能性去改变另一个条件，即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但也会因此面临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冲突加剧的政策风险。日本在军事上不能自助，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国内政治也一定程度受制于美国，难以完全从自身国家战略和利益的角度在经济领域与美国竞争，因此只能尽力避免与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不得不放弃自身的经济崛起进程。和日本相比，中国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上均独立自主的大国，可以完全基于自身战略和利益在经济领域与美国博弈，因此具有当年日本所没有的策略选项，即改变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这应当是现阶段的努力方向。与此同时，要尽力避免陷入像曾经的德苏那样尝试建立一个排他的平行体系，将与经济主导国的竞争变为彻底的零和博弈。

四、“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目标

中国仍处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其试图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实现崛起和赶超，因此遭遇美国的打压。中美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竞争关系难以避免，中国存在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风险。这是我们讨论“一带一路”的目标和推行策略的国际大背景。如何服务于缓解现阶段的崛起压力、保证经济崛起的持续性，这应当是确定“一带一路”的阶段属性和目标的最主要考虑，这也应当是明确“一带一路”推进限度和重点的依据。

（一）“一带一路”的现阶段定位

回到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一带一路”究竟是经济目标至上，还是政治目标优先？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战略目标，还是通过非经济手段满足经济需求？如何对不同层次的诉求排序和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定价？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还是要基于中国崛起的阶段状况，基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基本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于国际环境的大变局，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大转型，它的阶段属性和目标也应由这两大变化及其约束条件所决定。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与战略目标的排序和实现策略都有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从1949年到冷战结束前，对外经济服务于确立在世界上的合法性。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中国对周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上，其主要目标是争取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始终处于财富积累阶段，外交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引进外资、拓展能源和资源市场。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对外目标、经济与战略的关系定位都是服从于历史大局，分别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和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进行必要的物质积累起到了重要的时代性作用。

随着中国世界大国的重新定位,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中国的对外目标必然被赋予新的内容。“一带一路”作为国家层面对企业的政策“保护伞”，需要继续推动和帮助企业的海外利益拓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单纯以企业利润为导向的市场扩展日益暴露出缺乏配合国家经济规划的自觉意识的缺陷，“前经济崛起阶段”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方式在很多时候开始成为新时期国家长期发展和对外经济布局的障碍。财富在量的层次自发积累的历史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如今已进入国家在战略层面引导财富可持续积累的新阶段。

从长远看，如果把“一带一路”视为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国策，那么它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有效运用市场和其他经济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构建符合长期国家利益的、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不过，这是中国跨越经济崛起起步阶段之后的远景目标。现阶段，中美之间的领导权竞争和全面构建地区与国际秩序还没有提上日程，也不应定位于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全面竞争。

在当前阶段，作为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大国，面对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陷阱”，中国在崛起时承受着巨大压力，要从防御的角度做好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必要准备。对内加快产业升级的推进力度，加大对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的投入；对外要通过“一带一路”逐渐调整海外经济的发展模式。

从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看“一带一路”现阶段的属性和目标，其属性应首先是缓解崛起压力、促进跨越经济崛起起步阶段的长期发展倡议。在此，经济目标和战略目标不是互相对立、需要取舍的关系，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基于长期经济利益的考虑，“一带一路”应当服务于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创造持续的环境和条件，其目标首先是走出美国设计的“经济压力陷阱”，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完成经济崛起所需要的财富积累进程能够在不再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推进。该目标的实现途径是通过“一带一路”在中国周边建立一个能够降低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脆弱性依赖的、更为自主和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冲方案。其实施重心应放在降低作为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之间的中间市场的脆弱性、提高作为周边国家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地位上。这一摸索过程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高安全性和自主性所必须经历的过程，符合中国经济崛起的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仅仅以短期经济利润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带一路”的经济绩效。

（二）现阶段“一带一路”的推进限度与重点

第一，在范式理念上，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旨在对冲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风险，而非全面替代现有经济体系、与之分庭抗礼。所以，“一带一路”的范式理念在现实层面应定位于追求开放、包容和共生，建立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既有地区组织共存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在组织安排上，“一带一路”需要有效地化解经济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尤其值得注意，“一带一路”不应当是引领所谓新型全球化的平台。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意愿的弱化表面上为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取代美国提供了机会，这也是一些学者试图将“一带一路”诠释为获得全球治理领导权的手段的原因。然而，处于经济崛起起步阶段的中国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目前中国不具备美国拥有的军事霸权、政治同盟体系和美元主导地位，在缺少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过度承担全球治理的实际责任并不能使中国获得与投入相称的国际领导者地位。这也是为什么面对同样高举“全球化”大旗的欧洲，当中国主动提出与之合作反制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时，得到的却是否定答案的原因。事实上，目前试图在全球公共领域“甩包袱”的美国乐见中国担负起全球治理的责任。在当前阶段，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目标应定位于提高国际参与和占据道义高点，而不宜将目标不切实际地定位于“接力”美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导权，尤其不应为外部世界尤为关注的“一带一路”赋予竞逐全球治理领导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