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中国的崛起还没有进入权力转移阶段，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侧重经济领域。中国的现有经济实力和所处阶段更加类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日本。两国都没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对美国的高端产业具有不对称的脆弱性依赖。与此同时，两国又试图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内实现经济崛起，通过经济而非军事安全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优势追赶美国。

（二）经济潜力是中美竞争的核心

作为一个依赖守成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试图在该体系内实现经济追赶的崛起国，中国对自身与既有国际体系的关系的正确判断将十分关键，这种判断是制定有效崛起策略的前提。在实践中，中国外交通常将维持与守成国美国的稳定关系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对中美关系性质做出的权威解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定性侧面反映了中美两国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但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与美国建立以合作为主导的良性关系的希望。现实中,中美之间的主导性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是中美互动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能明确判断关系的主导性质和走向，就难以在策略上确定互动过程中的国家利益排序。此外，合作关系的构建是双方互动的结果。中国需要明确理解美国看待中美关系本质的方式，才能有效评估未来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合作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对于中美关系的定性，特朗普政府给出了十分确定的回答。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解读了中美经贸关系，明确将中国称为美国的“竞争者”。在随后2018年的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更是直接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此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合作仍是中美关系的主流。在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的主流话语和政策实践在看待双边关系的主导性质上存在分歧。在奥巴马时期，尽管美国政府在公开的官方措辞中并未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政策推进和战略资源的部署投放都表明，美国已经在事实上将中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和全球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两党和政策精英在压制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更是进一步形成共识，这体现在经济、安全、政治等诸多领域的政策实践之中。

美国认定中美两国的主导关系是竞争。那么在其看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呢？对于霸主国与崛起国的核心竞争领域，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是国际领导权，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是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是对包括国际主流价值观在内的国际规范的塑造权。归根到底，后两者仍可视为国际领导权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或许最终会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更迭上，但当下中国和美国在该领域尚未形成现实的竞争关系。如前文所述，特别是在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国还远非美国领导权的竞争者。美国现在的主要担忧不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能够威胁美国全球领导权的军事联盟或战略伙伴体系。

在美方看来，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是潜在的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中国让美国倍感威胁和压力的是前者的经济发展势头。在世界权力发生转移之前，通常的必经阶段是大国之间围绕经济地位的角逐，而经济实力则是国际领导权竞争的物质基础。当前，美国并未实质性地感受到中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威胁和压力，但是却担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积累和赶超，其未来会具备在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威胁和挑战美国的物质能力。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保守化趋势被国内一些学者解读为美国正在放弃国际领导权，甚至开始畅想美国未来会基于互利互惠而接受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或者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接受“中美共治”的大国合作模式。在此，我们需要对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世界格局中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和传统安全领域,其中包括美国构筑的联盟体系；第二层次是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主导权,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其中包括美国在各类多边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第三层次是居于意识形态上的道义制高点，这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领域，即美国充当的所谓“自由世界”的领袖角色。特朗普政府的保守化主张意味着：美国毫无疑问仍要当世界上最强大、尽可能“占别国便宜”的超级大国，但同时需要审慎和有条件地扮演“世界警察”和“自由世界领袖”和角色。

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正处于相对衰落的阶段，面对自身社会对所谓“政治正确”的抵触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冲击，包括特朗普在内的部分美国保守派确实认为继续扛着意识形态的道义大旗改造世界得不偿失，因此他们对保持第三层次的领导权兴致索然。与此同时，对于第二层次的主导权，美国出于“减负”的考虑也正在丧失领导意愿和能力。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就已经表现为“口惠而实不至”，如今特朗普政府对于全球治理的消极态度更加明显，这尤其体现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全球气候治理等问题上。

对美国而言，维持在全球治理和普世价值观层次上的世界领袖地位的意愿和能力正在同时下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打算放弃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更何况，在国际政治格局的权力分配中，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成为国际领导权的有效竞争者。相较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全球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领域中的权力更多体现为国家间的责任分配与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保守化趋势本质上是试图将权力和责任分离，一方面推卸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另一方面继续掌控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美国目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联盟的态度看似消极，但其目的主要是对盟国提高要价，让它们向美国交纳更多垄断性“保护费”。而且，美国在全球治理和价值观领域的领导权的弱化趋势也并不意味着其会坐视中国“填补真空”。

三、崛起压力和策略选择

美国已将中国确定为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竞争对手，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判断中国在崛起的现阶段面临的压力来源，进而明确应采取何种有效策略来缓解这一体系压力，合理防范因形势误判和策略不当而导致的政策风险。

（一）崛起首先面临“经济压力陷阱”

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和政策界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到美国压制，是因为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中国不能成功地令美国相信自己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因彼此“战略互疑”而相互猜忌与冲突，因此两国应当更好地通过沟通和对话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动机，据此建立战略互信，构建建设性的大国关系。在上述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反复向美国明示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无意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领导者地位，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也经常因忌惮美国的战略猜疑而高度克制。然而，中美关系发展的瓶颈之所以无法通过增进战略互信来突破，是因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症结主要不是因为误判了对方动机，而是由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致。中美的结构矛盾是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趋势和美国基于对该趋势的悲观预期所做出的回应。美国的回应并非是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而是根据中美两国客观实力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潜在能力进行预防性打压。必然会承受来自美国及其体系的压力。无论试图与美构建怎样的大国关系模式，这一实质都不会改变。

当前阶段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表现为对国际领导权的竞争，而是体现在争夺未来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较量上，因此美国及其主导体系施加的压力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虽然美国在一些领域主动弱化了国际领导地位，但不会坐视中国逐渐具备填补“领导真空”或者与美国共享这一地位的客观物质能力。在霸主国和崛起国的互动中，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更多关注安全领域的权力竞争，关于“崛起困境”的研究也主要围绕霸主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展开，其认为崛起国面临的主要压力来自安全领域的“修昔底德陷阱”。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不仅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话题，也影响了中国的对美外交实践。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评论进入了中国的官方外交话语，中国官方媒体也多次策划和组织国内学者和外交界人士进行专题讨论，为中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提出应对之策。然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似乎忽视了一个现实：中国在当前阶段身处的主要困境并非步入大国军事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竞争和对华体系压力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非军事安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