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如何走出困境、缓解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紧张关系时，中国似乎过度关注了如何避免德国和苏联曾经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对忽视了崛起压力还包括在经济上追赶霸主国时所要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而且后者往往发生在“修昔底德陷阱”之前。中国经济的对美追赶进程决定了中国未来能否获得国际领导权的要件。美国首先要做的就是预防性地破坏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积累趋势，意图使中国丧失竞争国际领导权的资格。

在面对“经济压力陷阱”、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互动时，中美两国对于双边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认识上同样存在较大分歧。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主要扮演着两国政治关系“压舱石”的重要角色，倾向于继续加深两国经济上的捆绑。而美国决策层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代表的保守势力则认为，当前的中美经济关系正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突出体现。中国寄望于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密切联系能够稳定和改善双边政治关系，相信中美关系不同于当年美苏之间以对抗为主的竞争关系，认为中美关系本质上合作多于竞争。其理由是美国实施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的前提是美苏之间的经济往来遭到人为隔断，而中美两国却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然而必须认识到，经济相互依赖在关系中发挥的“压舱石”作用是有限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触发大国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中美之间的大国核平衡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上的作用要比经济相互依赖更为显著），但中美间密切的经贸往来无法缓解中国崛起所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更不可能逆转中美政治关系的负面走势。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美经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他们认为中美经济关系越紧密，两国贸易失衡状态就越发凸显，随着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美结构性矛盾最终会越发突出。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再三在经贸领域对中国施压，甚至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美贸易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根本原因。

（二）大国经济竞争的策略选择模式

面对美国制造的、旨在预防性地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经济压力陷阱”。

考察近代以来大国经济竞争中相对弱势一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和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以及当下的中国，它们的经济总量和影响力在赶超或反超守成国的过程中都对后者形成了压力，产生了竞争关系。但是,由于这些国家与守成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存在不同关系，在崛起起步阶段处于不同的外部环境，它们实现经济崛起的压力和难度也有很大差别。本文提炼了两个指标：一是对竞争对手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这一指标考察的是经济崛起国对竞争大国的经济体系不对称依赖的脆弱程度，而非两者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度；二是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是否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根据这两项指标，理论上会出现四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图１矩阵中的每一种情形都不是静态的，存在互相转变的动态可能性。

第一种情形：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并且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就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日本就大致属于这一处境。没有形成自己主导的经济体系，而且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端产业具有依赖性。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经济规模接近或超过美国的一半时，就开始遭遇美国的打压。相对其他三种情形，该情形下对大国经济崛起的压力最大。

第二种情形：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但是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没有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这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理想化情形，在现实的大国博弈中几乎不可能稳定地自然实现。处于强势地位的大国天然地倾向对高度依赖自身体系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大国采取预防性打压政策，同时由于对手对该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这种预防性打压往往比打击拥有平行体系的竞争大国更有成效。

第三种情形：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低，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就遭遇竞争对手的打压。比较典型的历史案例是１９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德国的主要市场和经济联系都在欧洲大陆，基本不依赖英国主导的殖民经济体系，并且它还在海外尝试建立自身的经济殖民体系（这一努力由于战争失败而告终）。苏联则一度凭借以经互会和华约为基础的平行体系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分庭抗礼。这种情形下，竞争大国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冲突最为强烈。

第四种情形：崛起国对竞争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低，而且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没有遭遇竞争对手打压。这种情形下，竞争大国的崛起压力最小，成功崛起的目标相对容易实现。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当时在美洲大陆拥有较为完整的生产和销售市场。尽管与当时的霸主英国贸易往来密切，但双方属于对等依赖的关系，美国在整个生产环节中并没有对英国形成脆弱的不对称依赖。美国在19世纪末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进程没有受到英国的强烈干扰。美英两国的权力转移正是这一情形中实现的。

中国目前仍处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试图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实现崛起，遭遇了美国的打压，双方形成零和博弈占据主导的竞争关系，而且零和博弈愈演愈烈的趋势很难避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被“甩出”美国经济体系的风险。对此，中国该如何应对？我们需要在上述框架下思考中国在当前阶段缓解崛起压力的策略选择，避免因误判形势或策略不当而导致崛起进程逆转。

第一，要正确判断自身崛起时的情形，避免误判形势、认为自己拥有美国崛起时的选项,进而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财富的继续积累孤注一掷地寄托于美国的经济体系，缺少未来可能会与美国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和必要准备。这种误判导致学界过去几年对双方关系过度乐观，特别是对经济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在上述第四种情形中，美国通过韬光养晦的策略，有效化解了崛起压力。但美国在19世纪末就已经跨过了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而且在这一跨越过程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都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打压和排斥。与此同时，当时即使离开英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美国在周边和美洲大陆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身处第一种情形的中国不具备美国崛起的条件，仅仅被动地与美国拖延和消耗不可能实现自身经济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