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组织模式需要更多侧重双边和次区域层次，而非全球和多边层次。应以双边为基础构建成熟的次区域合作，而不是尝试引领全球化、继续推动多边一体化以及通过区域多边机制促进与地区国家关系。事实上，“一带一路”正是在传统一揽子多边合作因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和印度等竞争性大国的阻碍陷入僵局后的另辟蹊径。这一创新模式正是为了绕开美日印等大国的干扰因素、对冲“逆全球化”的可能性、打破现有地区一体化机制的长期胶着状态。正如李向阳所指出，考虑赋予“一带一路”何种属性时不能只考虑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可行性。相比多边组织，“一带一路”的创新性和灵活性在于可以“以我为主”，有序接纳条件成熟的合作对象，以点对点突破的渐进方式“连点成面”，最终基于双边关系和成熟的次区域合作形成“一带一路”整体网络。对于处在崛起压力和大国环伺之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而言，上述路径是务实、灵活和有效的组织模式。

第三，在内涵限定上，“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发展倡议，其还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不能完全以短期利润为导向自发扩展，其内容上也要有别于一般的发展经贸往来。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基于长期的发展和战略价值而应当重点投入的地区、国家和项目才应该被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下。

第四，在地域扩展的限度上，“一带一路”需要控制扩展冲动，保持适当规模，保证战略资源的集中投放。“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处于全面推广阶段，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制造了很多“散点”，也由此扩大了“一带一路”规模和声势。在下一阶段，在地域扩展上应根据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突出重点。在深入推进阶段，“一带一路”的资源投放必须有地域限度，其重点仍应锁定中国周边地区。西方经济体固然十分重要，但无法单方面把握与它们的合作前景。当前阶段，需要逐渐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保证未来经济崛起进程的安全。

作为中国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依托带，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意义要大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因此应当将周边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对象和重点经营地带。大国实力辐射的地缘带往往是其首要关切。对美国来说，它的欧洲盟友和日本至关重要，这些盟友关系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对俄罗斯来说，周边的独联体国家至关重要，特别是俄白哈三边同盟，这是俄罗斯维持地区大国地位的基石。现阶段，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辐射范围主要是周边地区。在周边优化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既是现阶段对冲与美国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长期来看，中国只有切实经营好周边地区，才能拥有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平等合作与博弈的基础。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经常被理解为旨在消化过剩产能。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发展倡议，中国更应未雨绸缪地对冲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性，同时兼顾周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多消化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这要求中国有意识地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以此获得优化自身经济结构和塑造周边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动性。当前，中国仍主要扮演着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间的中间市场角色。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额增长迅速，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然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类型更多是进口原料等初级产品，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至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长期来看，中国只有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领域在周边地区相对美国占据优势，才能打造相对独立、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发达国家市场的脆弱性依赖。与此同时，也只有掌握周边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才能更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影响周边国家。

如今美日在东亚地区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上的份额优势仍十分明显。目前美日两国共占东亚地区最终消费品市场的1／3。中国对外提供消费品市场的进口来源地相对集中，主要是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而且消费品进口需求在总进口需求中所占比重一直偏低，这是为周边国家提供的最终消费品市场规模始终相对有限的主要原因。改变这一现状也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优化对外经济结构、降低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依赖的努力方向。随着国内财富的累积以及购买能力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在通过“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加强产能合作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为周边国家提供最终消费品市场，提高东亚生产网络的相对独立性，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同时借此将经济实力更大程度地转化为地区影响力。

第五，在推进方式上，“一带一路”需要锁定有限目标，正视以经济手段实现非经济目标的限度。经济手段远不是解决所有对外问题的“万金油”，多数政治安全和外交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安全和外交手段来加以解决，无法单纯依靠经济交换。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属于低政治领域，用低政治手段获取高政治目标存在不小的难度，因此这种经济外交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周边经营过程中，单独运用经济手段难以实现外交和战略目标。“一带一路”经济手段的有效运用需要安全和政治手段为支撑。中国在过去40年主要利用外交和政治资源招商引资、获得外部资源，如今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时期，如何灵活利用现有军事、政治和外交等高政治手段去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提高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确实对外投放了更多的经济资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整体战略资源存在“透支”。与经济领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非经济领域特别是高政治领域（军事、安全、外交和政治领域）投入的战略资源还明显不足，未能有效地将中国的现有实力转化为对他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在安全领域，如何为一些将安全问题作为重要关切的周边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安全保护，如何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海外安全保障，在这些议题上中国的战略资源投入仍存在提升空间。安全领域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往往比经济领域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更为牢固和持久，特别是当一国面临某种安全威胁时，安全和政治考虑会显著优先于经济诉求。中国在和这类国家进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时，需消除它们对竞争性大国反对和破坏“一带一路”的担忧，特别是当这种合作可能导致它们遭受其他大国的政治惩罚和安全恐吓时。

在政治领域，如何通过提高和利用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推进国家长期发展布局是当前的重要课题。一方面，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了面对传统的安全冲突，其国内还存在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犯罪猖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缺少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就很难有效保护和推进中既有利益和战略经济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大国阻碍等因素，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更迭往往会导致其对华政策的较大变化，给“一带一路”的长期建设带来不确定性。应当在安全和政治领域加大配合力度，使战略资源的分配更加均衡，实现相互促进和优化，这样更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的短期和远景目标。（注释略；有节选；截稿：2019年3月　编辑：肖河）

（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转载仅用于学术研究与人文交流，若有异议请及时告知，以便做适当处理。）